二
    由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传统的民本主义中，“民惟邦本”所强调的，主要是“民”为“安邦之本”。
    围绕着“安邦”--维护封建国家的久安长治--这个根本问题，传统的民本主义非常重视民在邦、国中，既处于被统治的绝对地位，又对“邦宁”、“国安”与否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强调“国以民为基”（注：王符：《潜夫论·边议》。），“民者国之本”（注：《淮南子·主术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贞观政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卷四。），“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危”（注：贾谊：《过秦论》。）。因而，历代奉行民本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养民安邦的政治主张。
    林则徐也不例外。他的民本主义，依然受到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因而，他对“民惟邦本”的继承和发扬，首先也是视“民”为“安邦之本”，孜孜于探求固本宁邦之方；并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坚持不懈地施行一系列养民、固本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宁邦、安邦之目的。（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6页。）
    诚然，林则徐视“民”为“安邦之本”的思想与实践，以往奉行民本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林则徐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这方面内容的丰富，还是有其特色和贡献的。
    其一，把“下恤民生”与“上筹国计”有机地统一起来，对“民惟邦本”作出了新的阐发。
    1833年，他在江苏“为民请命”的、著名的《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中，在回答道光皇帝谓其“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而“只知博取声誉”的指责时，作了比较集中的阐发：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
    “民间积歉已久，盖藏本极空虚，……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
    “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尽。……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倘通盘筹划，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注：《林则徐集·奏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8～152页。）
    如果说，林则徐在这里，强调“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强调“民间困苦颠连”、“小民口食无资”，若仍追呼敲扑，则“时时恐滋事端”，是他强调“民”（包括“小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安邦之本”的话；那么，他在这里提出“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之见，阐明“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之理，吁请“通盘筹划，暂纾民力”，指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则相当鲜明而完整地表述了他那通过“下恤民生”以“上筹国计”的、以民生为先的固本安邦之方、养民安邦之策。
    这在中国民本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和一定贡献的。（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0～591页。）
    其二，把“安邦之本”的“民”，扩大到各类下层民众和边疆地区各族贫苦人民。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江苏“为民请命”时期，已经把“民”的范围，从传统的“绅民”、“殷户”、“大户”、“业户”和“士民”扩大到“平民”、“贫民”、“灾民”、“穷民”和“小民”等各类下层民众（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8页。）。
    在遣戍新疆时期，林则徐更把新疆各族人民，包括所谓“穷边”的“穷回”、“南路八城回子”，皆视为“安邦之本”。甚至，在其给长子林汝舟的信中，叙及南疆八城“回民”非常值得同情和重视时，还说：“此次历尽八城，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实在可怜。……如此好百姓，汉民中安得有之！”（注：林则徐：《致汝舟》（道光二十五年七、八月间于哈密），见黄泽德编：《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137页。）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从新疆获释入关后，任职陕甘云贵期间，在陕西救灾时，还强调“极穷之民”，连开仓平粜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注：林则徐：《复觉罗钟龄书》（道光二十七年春于西安）；《奏稿》，第920-921页。）把最下层的“极穷之民”也视为“安邦之本”。林则徐在云贵处理汉、回关系时，则指出：“汉、回虽气类各分，而自朝廷视之，皆为赤子”，鲜明地反对“专指回民为匪”的民族歧视偏见，强调“回民”也是“民”的一部分，汉、回矛盾冲突是“民与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比较注意通过调解“务使汉回日久相安”。（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12页。）
    其三，实践安邦之策，不惮为民请命。
    林则徐在上述1833年“为民请命”的著名奏片中，提到他为此事“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注：《林则徐集·奏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页。）查林则徐当年致陶澍书函，缘因林则徐奏请缓征，“上干天诘”，道光皇帝令陶澍“勘查复奏”，林遂连致两函向陶澍缕陈。第一函云：
    “侍愚钝性成，但期据实敷陈，而未计及于例未协。以例而论，秋灾不出九月，今于十一月奏请，即已非宜。然民瘼攸关，仰维圣主轸念民依，是以不揣冒昧，破格具奏。在愚昧之见，正欲以此杜弊，且以俯顺舆情也。……将来侍有应得处分，自当独任其咎，并祈于复奏折内声明为祷。……侍不惮为民请命，而总不致使人议其为州县取巧也。”（注：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再答陶云汀宫保书》，见《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在第二涵中又说：
    “侍以今年冬办秋灾，原系破例之举，若绳之以例，则处处可挑！……倘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也。”（注：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再答陶云汀宫保书》，见《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林则徐这种勇于“破格具奏”，“但期据实敷陈，而未计及于例未协”的“不惮为民请命”的精神，及其一再表白“倘有应得处分，待当独任”的风骨，充分显示了他为解除“民瘼”，坚持“俯顺舆情”，以固本安邦的胆识。这是他实践安邦之策，不惮为民请命的一个典型个案。
    林则徐坚持为民请命，更难能可贵的还要算遣戍新疆后期，为南疆“回民”请命：一是和以往官居督抚高位的顺境不同，此刻他仍处于“效力赎罪”的逆境之中，明知道光皇帝已经表态不同意把南疆新垦之地给当地“回民”耕种，而要招“内地民户”前往耕种，他还一再坚持应从实际出发，把这些当地“回民”赖以生存之垦地“给‘回’耕种”；二是和以往为内地灾民、商民请命不同，此次是专为边疆的“回民”，特别是南疆“穷回”请命。在上揭林则徐给其长子林汝舟函中，他称赞南疆八城“回民”为“好百姓”时，还说了一段话：
    “回子……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骗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以公道论，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其所以不反者，从前受准噶尔之害，更甚于此，归本朝来，即算见了天日。”而今，“非虑回子不依汉民，乃虑汉民糟蹋回子，至于十分已甚，反致激变耳！”（注：林则徐：《致汝舟》（道光二十五年七、八月间于哈密），见黄泽德编：《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137页。）
    显然，由于林则徐一贯认为回疆也是“邦”的一部分，“回子”是“好百姓”，也是“安邦之本”，因而，他对深受汉官以至兵丁和放债之汉民欺压盘剥的“回子”，深表同情，既鲜明地为这些“无日不应造反”而“不反”的“好百姓”抱不平，又担心“回子”因受糟蹋已甚“反致激变”。他在逆境中一再坚持要把当地新垦之地给当地“回民”耕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出路，正是他实践养民安邦之策，不惮为民请命的又一个突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