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任何国家民族，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兴邦”的问题。在传统的民本主义中，也包函有强调民为“兴邦之本”的内容。但由于林则徐处于古今中外汇合的时代，面临来自西方的双重挑战，他对自己所碰到的现成条件和如何改变这些条件，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并积极从事实践，因而他对“民惟邦本”的继承和发扬，在强调民为“兴邦之本”方面的特色和贡献，不但比其强调民为“安邦之本”显著，而且比其强调民为“卫邦之本”更为突出，更具有时代特色，比其前辈和同时代人均高出一筹。
    其一，视“商民”及其从事的工商业为兴邦之本，积极维护新兴商民利益并发挥新兴商民在兴邦中的作用。
    鸦片战前，林则徐就曾引“年老商民”之见为己见，反对损害商民利益的“骤平洋钱之价”和禁止商民行使“钱票”的盲目措施，并提出自铸银币--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先进主张。这是他着力维护商民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鸦片战争前代表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商民”请命的突出表现。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看到全球各地、触及近代世界，特别是对近代国际贸易总趋势有所了解的同时，一再强调：由于华商不能出洋经商，来粤外商不但以外国之货赚中国之财，还以中国之货赚各国之财，实际上是“以中国之利利外夷”，即本应由华商获取的“中国之利”，都被外商获取去了。他公然引用“市井之谈”奏称：
    “查该夷来粤贸易，实係利市三倍，不惟以该国之货牟内地之利，并以内地之货牟各国之利。……英吉利等国夷商所带内地货物，非独本国自用，尤利于分售各国，得价倍蓰。”
    “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注：《林则徐集·奏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页。）
    林则徐在这里，既充分表露了他那为华商“格于定例”不能出洋经商抱屈之情，明显地反对传统的利人不利己的外贸政策；又明显地表达了他主张鼓励华商出洋与外商竞争，放手让华商发展近代对外贸易，收回外贸利权的开明意向。他引用有利于“兴邦”的“市井之谈”，否定利人不利己的传统的“大义”，具有维护民族利权，依靠“市井之民”为“兴邦之本”，繁荣民族经济的重大意义。这是一种勇于正视“世情”和“国情”，勇于跨出中世纪门槛、接触“世界市场”的近代意识，具有近代民族觉醒意义的“兴邦”意识。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在云贵时期，适应战后经济形势变化和商民的要求，又从实际出发，反对官府垄断矿业，主张允许、鼓励和保障商民“朋资伙办”矿业，以“裕国足民，利用厚生”（注：《奏稿》，第1145～1151页；林则徐：《再复邵懿辰书》（道光二十九年于昆明）。）。既让商民富足起来，又使封建国家财源充裕。这种主张虽是“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的民本主义在内容上的扩展，但由于它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和原始积累，不失为一种励民兴邦、富民富国之举措。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在维护传统的“农本”政策同时，继承、发展了清初大师们倡导的“工商皆本”思想；他重视新兴的商民、保护新兴商民的利益和力图依靠新兴商民发展和繁荣民族经济的思想，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一定近代意识的工商业思想。林则徐从改革货币制度、发展对外贸易和倡导民办矿业等方面，强调民为“兴邦之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对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的发展。
    其二，以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为兴邦之途，依靠和发挥各类“民”开拓这一兴邦之途。
    林则徐通过多种途径开眼看世界：首先就是敢于信任熟悉“洋情”的人，如洋商、通事、引水和归国华侨等“民”人，访求“洋事”。其中有不少是被轻视、受猜疑的“卑微之人”；其次，林则徐不拘一格，招聘翻译人才。包括留学新加坡多年，因与英美人士关系极为密切，在林则徐抵粤后躲避到澳门的梁进德（梁发的儿子），还包括当时英方译员罗伯聃（Thom,Robert）的同学袁德辉和从美国、印度归国的留学生亚林、亚孟等。至于受林则徐影响并在林则徐带动下，为掀起开眼看世界新思潮作出不同程度贡献的人，还包括从魏源、梁廷楠、张维屏到广东官员和一般绅商士民。
    林则徐率先迈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学习西方兵器的过程，同样是发挥各类“民”开拓兴邦之途的过程。他依靠商民和科技人员等，设法从澳门、新加坡密购葡萄牙铜炮和英国利物浦所造铜炮，仿造欧式双桅战船，搜集和绘制英美等国战船图式，参照西法改进铸炮技术和创制磨盘炮车，仿制英式“飞炮”、“空心炸弹”和炮口装药的填塞料，研制大炮瞄准器，等等，不但坚实地迈出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设近代国防的第一步；而且，在他的带动和启示下，以他为总代表的，包括龚振麟、汪仲洋、黄冕、陈阶平等军政人员，丁拱辰、丁守存、郑复光等科技人士和行商潘仕成等在内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第一批早期倡导者，就在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出现于中华，揭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新篇章。
    林则徐对“民惟邦本”的继承和发扬，以强调和实践民为“兴邦之本”、带头开拓新的兴邦之途、率“民”迈开近代中国兴邦救国的第一步，大大地延伸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
    在本文结束前，有必要再强调一点的是：
    林则徐和深受其影响的魏源、梁延楠等，在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当作民本主义政治理想的表现，在中国作了热情的、肯定性的介绍，在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稿本上还有一句话，谓美国“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兴，全由部民之勤奋。”（注：林则徐译：《四洲志·育奈士迭国》，见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1844）左微堂五十卷本，卷三十八，第二十一页。）透露了中国民本主义开始与西方民主主义相衔接的信息，也表露了林则徐对“民惟邦本”的虔诚。
    林则徐毕竟还是一位民本主义者。尽管他在中国历史发展到“古今中外”汇合的时代，成为率先跨出中世纪门槛、接触“近代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并没有、也还不可能进入近代民主主义的殿堂。
    正因此，民本主义的阶级本质，同样决定了林则徐对民本主义的消极、反动一面，也毫不例外地继承了下来，当封建统治的“邦”受到“民”的根本性威胁时，他就毫不例外地把危及“邦”的“民”视为“匪”，以“残民保邦”代替“养民安邦”。林则徐最后卒于力疾前赴广西“剿办”危“邦”之“民”途中，就颇有象征意味地说明：历史仿佛要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展现他对“民”和“民惟邦本”的全部理解、对民本主义的原则--以封建国家的安宁为最高利益--作出全部诠释。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我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一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林则徐的全部思想与活动，都没有离开其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林则徐走完了养民安邦、恃民卫邦、率民兴邦和残民保邦的全部历程。他是一位民本主义思想哺育出来的典型的清官、忠臣和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