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旧中国的大门开始，到1949年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为止，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中国历史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近代中国的109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沉重的109年，是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真理不断探索的109 年，也是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奋斗不息的109年。在这个过程中， 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交替进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
    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处在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也有过自己的“康乾盛世”，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在满清王朝建立之后不久，西方已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随后又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基础，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它将消灭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消灭各民族原先闭关自守状态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早是在英国确立起来的。
    当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以廉价商品为重炮轰开中国大门时候，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鼎盛状态中跌落下来，进入了危机严重的衰世。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仍在旧的体制中缓缓运行。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组织相结合的宗族制度，儒家思想为这一体制提供了意识形态保障，科举取士制度为地方士绅提供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这种旧体制经过长期运行已臻于完善，如无来自外力的强大冲击，这种体制很难发生变革。即便发生改朝换代，整个社会仍然还会在旧的体制下继续运作。
    鸦片战争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强大冲击。“中国皇帝为了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鸦片——引者注），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2] 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 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在这两大历史任务面前，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历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它们的严格检验。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中国军民曾向外国侵略者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曾同腐朽的卖国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过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而作为中国合法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作过不同程度的抗争，进行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力。其中改革与革命则是最主要的动力。
    改革与革命都是通过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以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进步。但是，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却又大相径庭。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实体通过政策的调整兴利除弊，实现权力、利益和资源在社会各阶级、阶层、成员之间的分配与再分配，以达到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或一种制度自我完善的目的，改革一般来说是自上而下的、和平的。革命则是用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以及伴随国家政权更迭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化，这种类型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政治权力的更替虽然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但它更是一场意义广泛的社会革命。与改革不同，革命更突出地表现为自下而上，表现为激进与暴力。在人类发展史上，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关联的。在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首先对现有体制或社会现状提出改革要求的，通常是一部分具有改革思想、维新倾向、务实精神的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一旦这部分人的思想主张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并促使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改革措施，改革就具有明显的政府行为，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然而，对改革的倡导往往会激发起人们对改革寄以更多、更大、更高的奢望。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分裂，造成政府对国家控制能力的松懈，并为主张推翻现行制度的革命者提供发展壮大的机遇。如此，改革就成为了革命的前奏。然而，革命是否会爆发，还取决于改革派、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旧制度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如果改革派的力量远远超过其它他两派的力量，旧制度又具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那么改革即便是引发了革命，这种革命也仅是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所触发的短暂政治斗争。随着政治秩序的恢复，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将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达到彻底变革旧制度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仅是革命的前奏，也是革命的结果，改革承担起了社会革命应承担的任务。
    如果保守派的力量十分强大，旧制度又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改革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改革既无力革除旧制度的弊端，又无力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时，整个社会舆论将更趋向于革命，革命派的力量也日渐壮大。革命派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随时都将爆发。如是，革命就是改革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这样，改革不仅导致革命的爆发，而且改革本身也成为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