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使政府组织具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它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19世纪中期以来各种社会改革的延续与发展，但并不是结果。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4]自19世纪中期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口号实行改革以来，虽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大艰巨任务——救亡和强国，清政府连一项也没有完成好。20世纪初的中国比19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国力更孱弱，民族危机更深重。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清政府改革的成就也为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武器。通过改革，出现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对西方的了解也更深，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观念逐渐产生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等的传入，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各色各样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并逐渐发展着两大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就为新的社会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出现，意味着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改革以及西方影响不断扩大的产物。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纲领，并以其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而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革命派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动革命斗争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其自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其一，革命派的基地大多集中在海外和通商口岸，与内地下层民众的联系较少，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其二，革命派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治团体。除了反对满清政府外，革命派内部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虽能很快担当起领导的职责，并为民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无力控制革命的进程，只能与前清官员、立宪派达成妥协，最后把权力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实验，随着宋教仁被谋杀而烟消云散。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不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有关这一点孙中山和梁启超早已认识到了，孙中山在宪政实行之前设立了一个训政时期，梁启超认为在实行民主政治之前，要有一段时期的开明专制。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两者之间的过渡，如何实现这种过渡。
    袁世凯执政后企图以恢复帝制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传统的君主制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制如同建立议会民主制一样不符合国情，共和制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得以保存的。北洋政府挂着共和的招牌，肆意践踏共和制的原则。尽管还有少数人仍为共和主义理想而奋斗，然而共和主义的实质已在中国政坛上荡然无存，中国开始走向权威主义政治。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统治中国达260 多年的满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帝制在革命中轰然坍塌，在悠久的文明古国里终于确立了共和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共和制只是在表面意义上建立起来了。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彻底的、成功的革命，它只是对1901—1911年清末改革运动时期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一个总结。
    三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这一现象的出现虽然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但它同样也是清末以来奖励和发展工商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共和制、临时约法、国会这些辛亥革命的成果都得到了保存，然而现实政治又决非是人们所希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屡次发动革命，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已使大部分国民党人丧失了往昔的革命精神。另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则期望通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甚至组织好人政府来改革社会弊端使中国强大起来。然而这些努力也都归于破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党的改组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实行党内合作，并联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对内实现国家的统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口号。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加强了与工人、农民的联系，调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加革命。共产党的力量也因此壮大起来，并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中国传统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国民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革命。
    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北伐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两党的严重分歧。国共两党在利益上的严重对立，使两党从合作之初起对革命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两党在工农运动、革命的最终目的等方面都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国共两党的分裂致使国民革命半途而废，国共两党分道扬镳领导中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革命，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国民党则转而实行更为保守的社会改革。
    在革命者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一套极为保守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蒋介石以训政为名企图建立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权威主义统治。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确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也在不断地膨胀。但当蒋介石企图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独裁权力时，他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特别是一些拥有武装的地方实力派，诸如李宗仁、阎锡山等，他们虽暂时还无力（特别是在中原大战后）向蒋介石的权力提出直接挑战，但也形成了潜在危险。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割据构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腹之患。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表现得孱弱无能，这就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愈来愈受到国人的怀疑。因此，蒋介石尽管对法西斯主义羡慕不已，刻意仿效，但中国毕竟与德意日不同，蒋介石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较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诸如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税制改革以及关税自主等，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政策却又滋生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并为它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国民党政府缺乏得力的措施对农业进行改造，农村中的社会结构和极端贫困落后的状况依然如故。为了平息社会上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蒋介石除了使用军事镇压外，还以秘密警察、新闻检查、保甲制度等来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这样，中央集权的加强不可能依靠社会中的新生力量，蒋介石就只能捡起传统的武器，发动以传统价值理念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企图以传统道德作为建立现代权威政权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从而使国民政府走上了一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