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革命并不总能达到革命者预期的效果。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也可能使革命遭到挫折，甚至是失败。但是，只要旧体制内的导致革命发生的因素没有被消除，只要改革运动仍步履艰难，困难重重，那么革命总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爆发，且通过再次或数次的革命最终推翻旧制度。与此同时，虽然革命在突破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为制度的变迁提供前提条件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摧毁一种制度和建立一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种制度被打破后，建立并最终确立新的制度却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新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体现出来，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因素还没有彻底根除。如此，新制度需要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完成。由此观之，旧制度中的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成功的革命又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总之，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改革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改革与革命如此相互促进，导致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在这样一种关系链中，革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革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它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革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强大的破坏性。因此，有人主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应尽力避免用革命的手段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属于最佳选择。但是，选择改革或革命并不是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也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各国经历改革与革命之路除取决于改革派的力量和旧制度的适应能力之外，它也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导致变革的各种因素和变革的内在动力等方面紧密相连。所以，改革与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单凭情感的冲动，或为某种政治目的就以改革来否定革命，或以革命来否定改革，那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和革命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
    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利用坚船利炮野蛮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逐步地向世界开放。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除了要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19 世纪40年代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终于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利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反对孔孟之道，冲击着传统体制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这场运动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农民的局限，使它无法用新秩序来取代旧传统。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与满清王朝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两个对立的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及自身的蜕变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并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农民起义，也是中国人运用西方的思想武器，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改革中国传统制度的首次尝试。
    当学习西方、“师夷制夷”已成为时代潮流并逐渐在先进中国人中形成共识时，19世纪60年代，面临着严重内忧外患局面的清政府，开始在被后人称为“洋务派”的开明务实的官僚支持下，推行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为中心内容、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强新政”。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开始出现了新式企业、近代交通运输业、海军海防和近代意义的教育、科技事业。翻译西方书报和派遣留学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行。“自强新政”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改革，它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为中国的近代化开了先河。“自强新政”的不断深入还促使了社会思潮的转变和新价值观的产生，并孕育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这种努力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受到挫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促使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维新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手中缺乏实权而又不愿做亡国之君、力图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依靠维新派的支持，诏定国是，发起变法维新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范围广泛的改革。光绪皇帝雪片一般的变法上谕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却又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很短时间内庞杂的变法条令使人们眼花缭乱，连趋向改革的洋务派也大都意存观望，更增添了社会的一种恐慌情绪。当变法运动陷入到帝后党争的漩涡之后，又遭到守旧势力的拚死反对，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使维新派遭到镇压，也使洋务派受到了打击，清政府进入了最反动的统治时期。守旧势力昧于世界大势，力图闭关自守，他们利用民众的反帝情绪，煽动盲目排外，以致酿成庚子国难。此后，守旧派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革新势力则取得了明显的地位和权力，成为清廷的重要支柱和继续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变法新政。新政所涉及的内容比“百日维新”远为广泛，是清政府推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而除去了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使新式教育在全国逐渐得到推广，新的教育体系得以确立，留学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进一步改革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传统体制遭到进一步瓦解，而且也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次是编练新军促使军队的近代化，但是清末编练新军的权力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地方分离主义趋向因此有所加强。新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革命的温床，而且也为以后的军阀政治开启了方便之门。清政府对近代工商业的政策也有了重大变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倡导和奖励近代实业的发展，从而在政府行为上根本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清政府还在司法、行政、外交、财政等方面实行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以及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迫使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开始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立宪派借此契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会请愿运动，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的步骤、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权限、国会召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上日益加深的分歧，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从而为以后立宪派倾向革命埋下了伏笔。立宪运动虽然得到了社会上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立宪所抱有的企望却完全不同：朝廷旨在消弭革命，皇位永固；地方督抚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方士绅为的是使地方自治合法化。他们都以支持立宪为幌子，谋取私利。如此，一方面现代立宪政体无法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体制的分裂将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