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议拟海洋水师章程，时任两江总督之曾国藩，对丁日昌变革传统水师之意见，甚不谓然，因而丁日昌另有《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惟既不获曾国藩支持，乃未能向清廷提出。据李鸿章说，此事曾国藩深为后悔。同治九年，二人一起处理天津教案，丁日昌之措施，均获曾国藩之赞同。丁日昌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计划，曾国藩也能毅然接受，领衔向清廷奏陈，促成此事。嗣后，二人均回江苏。是年冬，丁日昌丁忧返乡，曾国藩痛惜别离，握手痛哭，悲不能已。深谈三日夜，始解缆言别。不久之后，曾国藩即病死于任所。（注：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79页。）
    二、李鸿章。咸丰十一年，丁日昌进入曾国藩幕府，当时，李鸿章也在曾幕，两人开始结识。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与丁日昌同岁。出身进士，历任编修、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大学士。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开往上海，欲借调丁日昌随行。曾国藩将丁日昌派往广东办理厘金。二年，李鸿章向广东咨调丁日昌，又向清廷奏准，丁日昌至上海后，即建立一局，仿造炸炮及炮弹。经李鸿章一再保举，丁日昌即由知县升直隶州知州、升知府、升苏松太道、升两淮盐运使、升江苏布政使，升迁极为迅速。清廷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认为资格太浅，李鸿章即写信给曾国藩进行解释，认为“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46页。）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给丁日昌写了一封密信，认为“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当时，太仆寺少卿王家璧在奏中称江南人说丁日昌为“丁鬼奴”。（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李鸿章认为王家璧党附于左宗棠，借此为左氏进行报复，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彼以院长数言事，先毁阁下，次纠省三（案：即刘铭传），皆若有宿衅深怨，无他，为左帅报私歉。实在左公与鄙人晚更相亲，豪杰固异于庸鄙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26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邪（案：指王家璧）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匿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十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8页。）同时，也写信给潘鼎新说：“雨生来年亦当循例出山，此才究胜时革，乃憎多口，岂有真是非耶？”（注：《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给清政府朝野以很大震动，恭亲王奕上奏检讨前此之因循，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请饬各将军、大臣、督抚等筹议奏复。丁日昌虽闲居故乡，仍于是年秋、冬间，先后有《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上奏。（注：《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0页。）李鸿章对之十分激赏，除在奏议中予以充分支持外，还写信给丁日昌说：“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此管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鄙论暂弃新疆，弛禁罂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疑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尊议略为发明，而不为过激之谈，足见执事洋学果进，揣摩时趋亦大有进境，直将优入圣域，岂徒四科十哲已哉。”（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6页。）同时，在写给王凯泰的信中也说：“开矿则理大物博，果以西法行之，为利甚溥，惟官本商股先须重费，而徐图后效亦虑信从者寡。雨生谓须从公司*
    银行生根，深得洋人三昧，惜中土无人提倡之耳。”（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8页。）通政使于凌辰奏称：“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然师事洋人，可耻就甚？”（注：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王家璧又奏称：“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注：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0页。）如此一来，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反而愈来愈高了，他写信给沈葆桢说：“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注：《李文忠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17页。）丁日昌于光绪元年八月，奉命督理福州船政。二年三月，任福建巡抚。李鸿章对他期望更高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俄国与土耳其衅端已开，日本内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多事，无暇旁顾，中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全赖阁下提纲挈领振此颓风，不才老惫，引领企之。”（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4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台湾防务目前无事，可“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得尺得寸，亦可大可久之计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可是，不久之后，丁日昌请假回籍养病，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