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达权。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到广东办理厘金，又调至高州军营督办火器。在广东，结识了黄达权。黄达权，广东人，字平甫，曾留学美国，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当时，正在外国人理雅各处从事翻译工作。黄达权与王韬谈起丁日昌在广州“以西法鼓铸炸炮，运至江南击贼制胜，”王韬说：“今军事方棘，平贼要务首资利器，何不贡其所知”以助丁日昌，动员黄达权把所藏有关西方制造火器方面的图书资料拿出来，两人翻译合著一本《火器略说》，上呈丁日昌。（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同治三年，黄达权将与王韬合著的《火器略说》寄给丁日昌。对正在主持上海炮局工作的丁日昌帮助甚大。同时，还有一封由王韬代黄达权写给丁日昌的信。丁日昌立即回信，请黄达权和王韬到苏州面谈，并欲招他们入幕。在丁日昌署理苏松太道之后，王韬又代黄达权写来了复信。由于种种原因，黄达权和王韬未能入丁日昌幕府。（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光绪二年，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大臣任上，还曾派黄达权与熟悉洋务的唐廷枢赴香港招选英国学堂的优良学生40名，入闽厂学习，培养驾驶人才。（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3页。）
    四、郭嵩焘。同治二年，丁日昌奉调由广东到上海，在上海，与即将赴广东任巡抚的郭嵩焘结识。丁日昌拿出外国地图和译出的铸炮各书给郭嵩焘看，并谈及广东时局，使郭嵩焘“为之服膺无已。”（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6页。）为两人结交之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比丁日昌大5岁。出身进士。历任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驻英公使。在中俄伊犁交涉，关系紧张时，丁日昌与郭嵩焘主张“曲意和戎”，军机大臣李鸿藻主战，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其力诋执事与筠老曲意和戎，未宜借著；亦怪鄙人不以保障北洋自任。皆未足与辩。但恐群喙争鸣，终酿宋、明末造之变耳。”（注：《丰顺文史》，第2辑，第151页。）此外，丁日昌与郭嵩焘均为洋务事业的佼佼者，大学士宝鋆就认为洋务事业中，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能尽其实，郭嵩焘既精且大。（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0页。）到了后来，郭嵩焘的洋务见解更高，认为丁日昌“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115页。）虽然如此，由于两个政见相通，双方还是始终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的。光绪五年，郭嵩焘提出绘“光绪四逸图”以警世，此四逸，即是郭蒿焘、丁日昌和彭玉麟、阎敬铭。认为此四人“各怀利济之心，……终无能求当于今之人，以稍裨益国家，则急奉身而退。……政府诸公……亦乐其远引而不之惜。”（注：张磊主编：《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五、王韬。同治三年，由于王韬一再代黄达权写信给丁日昌，并且将王韬与黄达权合著的《火器略说》寄给丁日昌。使丁日昌与王韬开始结识，使王韬成为丁日昌最重要的智囊。王韬，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遯叟。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比丁日昌小5岁。出身秀才。在上海英国教会墨海书馆任职。咸丰十一年，因有人说他上书太平天国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同治六年至九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法、俄等国。
    在王韬代黄达权写给丁日昌的信中，指出西方各国来中国经商，“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中国不知变通，不获其利，反受其害，要变害为利，应“治中以驭外”，治中，“首在平贼”（指太平军），其次是培养人才，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第三是定立新法，兴利除弊。保护农商。驭外，就是购制耕织机器和轮船，精铸枪炮、建筑炮台，开设船厂。丁日昌在江苏，在不同程度上先行实行了王韬的主张。并将这些主张写成密禀。呈递李鸿章，由李鸿章转奏清廷。总理衙门认为“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命李鸿章通盘核计，李鸿章就把筹建船厂的事交丁日昌办理。丁日昌办成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页。）同治六年，丁日昌将王韬的八科取士法作为自己的意见，通过李鸿章替他上奏清廷（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57页。）。同治九年，丁日昌把自己编著的《地球图说》寄给王韬，请他“增辑史事，裒益近闻”，审阅定稿。6个月后，王韬完成了任务。接着，王韬又将所著《法志》、《俄志》、《普法战纪》寄给丁日昌，对丁日昌深入了解欧洲国家，起了很大作用（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7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命各督抚筹议海防办法，丁日昌请广东巡抚代奏其《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海防条议》是根据王韬的思想写出的，使丁日昌的洋务思想达到了顶点（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83页。）。光绪元年，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局任职数月，按照王韬的建议，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注：邓亦兵：《丁日昌评传》，第92页。）。丁日昌对王韬非常重视，王韬曾写信给丁日昌说：“湘乡曾文正公、合肥相国，皆由阁下一言，加以推许。”黎兆棠、陈兰彬、郑藻如等，“并由阁下为之揄扬，得以识面。”得到李鸿章的默许，王韬终于返居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结束了20多年的“天南遁叟”生活。使王韬终生铭感，认为“丰顺丁公，一代伟人，尤赏识老民，谓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莫若老民，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于是诸大僚稍稍知有老民者。鸣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注：《丁日昌研究》，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