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铺户的身分
    铺户指城镇中设肆开店者，有别于长途贩运买卖的行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代各大小城镇，都有一定数量的铺户。明初定都南京，商贾争赴，把宽广的街道都侵作店肆，仅当铺就有五百家（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杭州自宋元以来，号称有三百六十行。苏州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注：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遗事》下。）。北方宣大，“市中贾店，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五五引《万历宣府镇志》。）。明成祖迁都后，北京逐渐成了全国最大商业都会，铺户数量也最多。据沈榜《宛署杂记》载，北京有一百三十二行，万历时仅应负担“行银”的上六则铺户就有一万零七百余户。其中宛平县上六则铺户有五千四百二十五户。下三则的穷苦铺户有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共计三万九千八百零二户。也就是说，宛平县上六则铺户仅占全县铺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如果按此比例推算，包括宛平和大兴两县在内，北京铺户总数当有七万八千余户。其他有免役特权的铺户，还不计在内。城镇铺户多从外乡来，南北两京尤其如此，“京城铺户，多非土著”（注：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南京“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缎铺、盐店，皆为外省富民所据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为了解决外地来京商人居住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先后在南北两京盖了许多房屋，召民居住，召商开店，收取房钞。这类官房，总称“廊房”。南京仅上新河一带，就有廊房二百号以上。北京的廊房分布城中四处。城镇商人也有租赁私人房屋设肆的。
    在城镇设肆开店的，有普通百姓、农民、工匠，也有军人。北京“日中为市之辈，未必非耕田凿井之家；荷戈负耒之夫，未必非行商坐贾之类”（注：《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这是亦农亦商。宣德时，周忱说：“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创造房居，或开张铺店……”（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工匠收留逃亡的乡亲设肆，他本人开店无疑是合法的。政府还允许军人开店。如弘治时，“军人任柏树张酒肆于崇文门外”（注：《弘治实录》卷八八。），万历时，北京铺商王来聘系义勇前卫指挥佥事（注：《万历实录》卷四二八。）。明制，官员不能经商。如洪武时，太祖有令：“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注：戈谦：《恤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五八。）。嘉靖时，世宗重申：“皇亲列肆，以渔民利，在法所当革”（注：《嘉靖实录》卷一○九。），勋戚经商也在禁止之列。但实际上，官员勋戚设肆开店的，所在多有。洪熙时，大臣戈谦说：“今自部按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于民”（注：戈谦：《恤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五八。）。甚至连皇帝武宗也开皇店、放皇债。皇店布满各处，内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和宣大等地，“每岁额进（银）八万（两）”（注：《正德实录》卷一○八、卷一九七。）。不过，这班官僚、勋戚、宦官、皇室开的店，大多数是属于招揽行商、停货发卖、从中牟利的官牙性质，与一般铺户不同。
    明代铺户的户籍问题，是个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明末的谈迁和清人查慎行等，都说明代有商籍。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民籍灶、军、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查慎行《人海记》：“户占籍者，自军、匠、民、灶、商外，有儒籍、官籍、御医籍、先贤籍。”但是，洪武年间制定的大明律《人户以籍为定》条，列出的户籍只有“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没有提到商户。显然，明初铺商归于民户一类。这是因为，明初城镇，尤其是南北两京的铺户，多从外乡来，其中又有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兵亦商和亦官亦商者。这些人，或在原住地有籍，或本属于匠籍、军籍，非经特准，不得更籍。但是，铺户毕竟不同于其他民户。唐宋以降，坊与市隔绝的制度虽已崩溃，商店却仍有按行相对集中的习惯。如明初南京，“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皷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注：《客座赘语》卷一“市井”。）南北两京有许多街道胡同，就以商货命名。由于铺户相对集中于某坊某厢，在行政管理上便于单独编为排甲。《宛署杂记》载：“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所业所货注之籍。”也就是说，铺户在行政管理上与其他民户分开，单独编为排甲，同时又要在自己户籍上注明所经营的行业，以示区别于其他民户。谈迁等人所谈商籍，可能就此而言。但是，铺户编入排甲，以所货注籍时，原来的户籍没有取消。因此，明代的铺户似有双重籍。如北京铺户，“岁粮方办，而里长频催；均徭未完，而驿传接踵。供军贴匠，岁无宁日。……货物抽矣，行银又从而征之。”（注：《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铺户既征“行银”，说明他们不同于其他民户；而又承当里甲、均徭、驿传，还要供军贴匠，说明他们仍属于原民籍。又如锦衣卫官校，本系军籍，但其中不少人设肆经商，两方都有籍。嘉靖四十五年，北京在清理铺户时，发生过一场两重户籍的风波。大兴知县高世儒“按籍召行户”，许多锦衣卫旗校在勾取之列，掌管锦衣卫的左部都督朱希孝大为恼火，参劾高世儒擅勾禁军，弄得皇帝也难以裁处，要户部“讲求良策”。户部尚书高耀和稀泥，提出要旗校“以家人义男姓名送原编科道籍记”。可是，御史严鲸又弹劾户部偏袒朱希孝，认为“县官按籍相召”是正当的（注：《嘉靖实录》卷五五七。）。嘉万年间，类似的风波还有几场，全是由于铺户双籍引起的。
    城镇铺户要向政府缴纳交易税，按货物售价，三十税一。后因交易琐碎，征税烦难，有些地方将交易税改为门摊税或包纳税。如江阴县，“以征税银烦难，更为门摊，令牙行四季收贮本县，岁终起运如数。”（注：嘉靖《江阴县志》卷五，《食货记》。）嘉靖时，淮安府缎绢、纸、果等七行铺户和各镇“集头”告称，“零星贩卖，一一纳税不便”，官府也感到琐屑易生奸弊，“乃立每年包纳税银之法，免其随到随报，惟按季赴司交纳，名曰季税。”（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一册《淮徐》。）市肆门摊税，简称门摊，实系铺户的店面税，不论资本多少，只按铺面有无。门摊主要是征收大明宝钞。仁宗洪熙元年，宝钞早已贬值，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通过增收门摊税钞办法，大量回笼宝钞，然后将破烂钞拣出烧毁，以提高钞价，帝准奏。宣宗宣德四年，再次于全国三十三个市镇增加门摊税钞额，竟多至五倍。所定部分铺户门摊税额是：东院店月纳门摊钞二千贯，油房、磨房每座月纳门摊钞五百贯，堆卖木植、烧造砖瓦者月纳门摊钞四百贯，裱褙铺月纳钞三十贯（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另据《宣德实录》卷一九○：“民间市肆，旧取勘店房，每一间月纳钞五百贯”；《正统实录》卷一五○亦云：“先是以钞法不通，（京城并通州）凡店房计间，月税钞五百贯”。可见，宣德时一般铺户月纳门摊钞五百贯是通例。英宗正统七年，顺天府又议定某些铺户门摊税额：缎子铺每季纳钞一百三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每季纳钞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注：《正统实录》卷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