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买办制度是商业资本发展的障碍
    明代铺户作为活跃于城镇中的商业资本，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六五页。）但是，在买办制度下，由于商业资本难以获得正常发展，货币资本的集中受到严重威胁，因而使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论何种方式的买办，表面上是商人向政府出售商品，而政府以货币支付，似乎和市场上商品与货币间的交换关系无异。但是，做为卖主的商人是被统治者，要著籍官府，人身受到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所以，铺户的买办是一种特殊徭役。农民与工匠的徭役劳动，向封建官府提供的是自己的筋力和技艺。而铺户则是在流通领域中，替官府服役，他们除了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之外，主要是用自己的资本应役。明政府把铺户分为三等九则，一般说来，资本愈多，受役愈重。如嘉靖三十四年，有人呼吁，对北京铺户，“富者不宜幸免，贫者不宜滥及”（注：《嘉靖实录》卷四二八。）。资本可以使商人发财致富，却也成了套在铺户脖子上的一条绳索，拉着他们为官府奔波。至于招商和佥商，更是“务拣殷实，查的姓名，派以耑役”（注：《万历实录》卷五三一。）。因此，一些富商想方设法，勾结官府，躲避买办苦差。有人向官吏重贿营免，有人钻皇室勋戚达官优免条例的空子，有人纳赀买官，以求免役。如万历时，北京富商李元祥“身充文思院副使，子伟仍买爵鸿胪”（注：《万历实录》卷三五四。）。这样，商业资本不但不能向产业资本转化，反而走上了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歧途。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破土而出。但是，只有在货币资本集中了足够量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八二页。）在买办制度下，那些没有勾结官府的铺户，其资本不能有效地集中，即使已经集中起来了，也面临着化为乌有的威胁。因为在各种买办制度下，官府依仗权势，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明制原有时估，即由衙门委官，会同铺户或牙人，定期依照市场时价，共同议定各类商品的和买价格。明律还规定，不管多估或低估，若“令价不平者，许所增减之价坐赃论”（注：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洪武十五年，明太祖便说，商人买办“所得之值，不偿所费”（注：《洪武实录》卷一四四。）。究其原因，一是参与会估的官员有意压价，二是不考虑市价的涨落，照搬老价格表。洪熙时，仁宗承认，“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但官府和买祭祀时用的牲口，“独仍旧直，民怨于下”（注：《洪熙实录》卷九下。）。不仅如此，即使在压价后议定的价格，官府买办，也往往给不偿价。正德、嘉靖时，南京“各衙门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史八。）。故有人气愤地说：“朝廷买办诸色物料，有司给价，十不及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注：《宣德实录》卷三。）。明政府为保证买办的商品质量，制定了验纳制度。商人“所买物料，责令呈样，一封发试验所，一封发巡视衙门”。交货时，“公同比对”，按呈样验收，合格者叫做“中程”，“验不如样者拣退更换，仍送司法究治”（注：《万历实录》卷五七、卷五三一。）。这种验纳制度，给接收货物的官吏、太监以勒索之机。商人交纳时，如无馈赠，轻者借口不中程，原物退还，重者棒打棍责，关进牢狱。如南京各衙门皂隶在和买时，“其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其头次来纳者，责十板发出”。接着，皂隶便“持票沿门需索”。铺户心里明白，若再往衙门交纳，“门上皂隶要钱，书办要钱，稍有不利，又受责罚，不如买免为幸，遂出二三钱与之。（皂隶）一家得银，复至一家”（注：《四友斋丛说》卷一二，史八。）。在验纳制度下，买办木材的商人被官吏坑害得最苦。商人雇工入山采木，“巨材实少，围圆丈尺，合式为难……夫木非他物等也，商民供应，他物一不中程，贵办者贱鬻，轻领者重赔，犹云得自便也。惟兹皇木，禁用极严，既不收之于官，又不敢售之于市，……于是有倾资者矣，有破产者矣，有鬻妻子者矣，不则奄奄待毙耳”（注：《为川民采木乏酌收余材以宽比累事》，《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铺户为求得商品顺利交纳，有时就委托“揽头”代交。揽头又称“揽棍”，有的地方叫“经承”，负责替铺户揽纳买办的商品和支领价银，多由与衙门有勾结的铺行“行头”或衙门胥吏充当。“包揽不出于书役，则出于牵头，而实则连手穿鼻，相济为奸”（注：《天启实录》卷五四。）。揽头对官府，可以借口商品涨价，“冒破”厚领；对商人除了收取手续费外，还经常借口费广，瞒众扣肥，甚至将价银全部吞没。如常熟县，“铺户候领无期，势必贿托经承，扣除使用乃给，或竟有借用不发者”（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三六《严禁铺户当官碑记》。）。正德后，内外各衙门还增添了名曰“铺垫”的陋规。即商人交纳货物时，要额外多交若干，送给内府太监或官衙的胥吏。如商人交纳给惜薪司外厂的柴炭，嘉靖时，柴百斤，另加铺垫十五斤；炭五篓半，每篓二十斤，共一百一十斤，但只算一百斤，另外的十斤当作铺垫费（注：《万历实录》卷二○七。）。万历时，各衙门内官内监人数激增。惜薪司内监，从原有的一、二十名，增至三、四百人。冗员愈多，铺垫也愈重，致使铺户“尽夺其关领之数，尚不足铺垫之用”（注：《万历实录》卷四二九。）。此外，还有手帕钱、茶课钱、见面钱等，巧立名目，勒索无穷。
    明初规定，和买必须现钱交易，还有预支制度，实际却经常拖欠、赊购。洪武时，明太祖说，天下府州县，往往借庆节为由，和买民物，不还民钱（注：《大诰续集》庆节和买第七六。）。永乐二十年，工部及光禄寺向应天府和买缎匹纱罗猪羊等物，直拖到洪熙元年还不给钱（注：《宣德实录》卷八。）。嘉靖三十七年，户、工两部，“所欠各项商价，不啻五六十万两”（注：《嘉靖实录》卷四五七。）。明政府还网罗一批地痞流氓和铺行的头目，称作“保头”、“行头”等，在街市强买强赊，看中的货物，只要“刷以红土，或覆以黄袱”，就可“恣其所取”，“动辄经年，方得给价”（注：《弘治实录》卷五七。）。到了明中叶，某些商品的买办，完全取消了预支制度，将赊购制度化，“令各行赊取报纳，然后领价”（注：《弘治实录》卷五七。）。这是因为，统治者生活更加奢侈，买办数增，但财政拮据，经费短少。如光禄寺，额定每季从天财库领取钱四百五十万文、钞一百万贯，作为买办经费。但因天财库藏“渐渐短少”，只好对铺户欠帐。铺户长期领不到价银，“资本既失，无所经营，多至失所”（注：白昂：《灾异六事疏》，《明经世文编》卷八○。）。即使领到价银，又多烂钞、纸钱，不堪行使。洪熙元年，明朝在顺天府买丝漆等物，还竟然用靛青染料折价支付（注：《宣德实录》卷一二。）。
    内外各衙门的太监、官吏还经常毒打买办的铺户。万历时，诸司内监列“刀山大柜，非刑拷酷，以为不如是不足詟折诸商，使之唯所欲为”（注：《万历实录》卷四四○。）。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铺户、义勇前卫指挥佥事王来聘因不堪买办之役，弃印逃亡。总理惜薪司内监杨致中竟令东城兵马司，逮捕王来聘妻子及妻弟燕山右卫指挥佥事郑光耀。郑当夜被打得“遍身重伤，手足拶夹，俱已溃坏”，即时毙命（注：《万历实录》卷四二八。汪若霖：《歇商不宜妄追职官无辜就弊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九。）。一般铺商的处境，更可想而知。
    买办制度逼得铺户纷纷破产。宣德时，“福州属县，民苦上官和买，破产不足供”（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一《陈佥宪墓表》。）。江南地区的铺户，“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逸徙者。骚扰之害，惨切剥肤”（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三○《禁革短价采买货物并借办官价名色示石刻》。）。应天府铺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注：《嘉靖实录》卷三○六。）。北京“有数万金者，一挂名于（惜薪司等）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赀”（注：《万历实录》卷四一九。）。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应召还京，“见得里巷小民，十分凋蔽。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臣惊问其故，则曰商人之为累也。……（朝廷买物）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及者，各为展转逃避之计”（注：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隆庆实录》卷四四。）。这是买办制度下铺户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本是相互促进的。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七一页。）铺户作为城镇的商业资本，原可以依赖城市居民对商品的广泛需要，获得迅速的发展。但古代中国的城市，是封建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中心，对商业资本的发展，起了压制作用。城市愈大，封建势力愈强，对商业资本的压抑也愈严重。铺户的买办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府压抑城镇商业资本的重要表现。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虽已萌芽，但在买办制度特别严酷的南北两京，人们至今没能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材料，说明中国古代的城市，确与西欧不同。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城市，是发展市民经济的花园。中国城市不是这样的花园，而是布满了封建的荆棘。在这荆棘丛生之地，资本主义破土萌芽难，成长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