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一
    帝党产生于光绪亲政之初。光绪十五年德宗大婚，慈禧始归政居颐和园，然一切用人行政，皆出于慈禧之手，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懿旨办理。对此，怀有重振朝纲抱负的光绪帝是颇为不满的。为了摆脱慈禧控制，光绪帝开始网络自己的力量，“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要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56页。）帝傅翁同和受到了特别恩宠。翁同和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和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政治上专权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和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关于帝党的具体阵营，向来没有定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已孤矣，唯翁同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注：胡思敬：《国闻备乘》，《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78页。）胡思敬所述只是帝党初期的情况，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帝党的阵营也是变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的帝后党争，基本上只是权力之争。至中日甲午战事渐起，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政见分歧才逐渐明朗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箭拔弩张，一触即发。李鸿章却奉慈禧太后旨意竭力避战，幻想通过第三国的“调停”和平解决争端。直到光绪帝严旨切责，李才不得不派少数部队赴朝，并作些局部战争布置。与李鸿章不同，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是秉承光绪的意旨，坚持主张一战的，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一，日本入侵朝鲜之始，他们就提出了“绝不可失朝鲜”，要与日本“势所必争”的对策，对日本侵略严密注视。当发觉日本“有开衅之心”时，他们立即奏请“急治军旅，力敌势均”，以使日“有所惮，不敢猝发。”（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
    其二，多方筹划战守方案。甲午事起后，翁同和和李鸿藻入主枢府会议，翁同和虽参与枢机，但无力改变后党把持的局面。为推行其主战主张，并改变枢府的既成格局，只有发动清议之一途。在翁同和、汪鸣銮、文廷武、张謇、志锐等人的发动下，台馆诸人屡上封事，痛切陈词，言战不遗余力。光绪亦“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8月29日。）以推动局面。帝党在日夜筹划之中，先后提出了慎选将领、扩弃兵力、筹备粮饷、暂停庆典、起用湘军、调动南洋、粤洋水师、加强南洋及台湾防务等项方案。张謇在致翁同和信中还提出了派海军游弋中国、朝鲜、日本间，伺隙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及“请明发谕旨、对日宣战的设想。（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六件。）
    其三，联翩上奏分析形势，制造舆论，力陈对日一战的必要性。帝党官僚上书奏请“皇上宸衷独断，速饬北洋大臣李鸿章厚集兵力……克期进发，迅赴事机”，参孙毓汶因循，劾李鸿章疲顽，责斥叶志超等“首鼠不前，意存观望。”（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册2第64页。）同时指斥慈禧：“狃于庆典不开边衅……将朝鲜八道拱手授之他人”。（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一件。）翁同和在“详议军事”会议上，和李鸿藻一道与孙毓汶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指责主和派。
    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后两党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帝党不仅在战略上主张进攻，先发制人，而且还提出了“用庆典之款为军费以振军心”（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23页。）等建议。为了坚持对日作战，帝党作了极大努力。首先，集矢攻击后党所依靠的淮军首领李鸿章。7月底，张謇建议严惩李鸿章。8月中旬以后，随着战局的恶化，翁同和、沈曾桐、丁立钧、黄绍箕、文廷式、张謇等频频密议，由志锐出面，以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就便查看李鸿章衰病情形”，（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同时帝党要求撤换淮系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群议沸腾，战火延入东北边境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发出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及“交部严加议处”（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的处罚上谕。其次，对于后党的议和活动，帝党首先采取的对策是起用奕。早在8月3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即奏请起用奕，以“原折留中”而无结果。平壤战后，帝党要求起用奕之心更切，认为此举是挽救时局的关键所在。在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下，奕被起用。帝党期望“扭转乾坤”的奕，起用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与李鸿章沆瀣一气，使帝党在主战的道路上又增添了障碍。之后帝党又想借助英德以抗日本。10月6日，文廷式约翰林院同仁赴谢公祠，商议“递联封奏，阻款议及邀英人助顺”。（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9月8日。）同时礼部右侍郎志锐也上折奏“请连英抗倭，欲以三千万饵之”。（注：《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甲午九月初九日。）
    帝党虽不能阻止后党乞和，但其不合作的态度却成为后党乞和障碍。栾等人决定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赴日，翁同和以“未过问”表示消极对抗。美使田贝出面劝和，光绪亦不谓然，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对乞和活动的处处抵制，使慈禧大为光火，此后数日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志锐，把打击的目标指向光绪帝本人。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公开抗争，还装出一种“意极坦坦”的样子。但是，这些却引起帝党和接近帝党官员的极大不平。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首先上折抗斥前日懿旨，慈禧见折大怒，后在大臣劝说下始压下怒火，谕曰：“姑以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
    由上可见，帝后两党在对日态度上是格格不入的。帝党的主战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屡遭外敌侵略欺侮深感愤恨和耻辱的情绪，显示了他们欲以强硬的态度来维护社稷江山及各种民族权益的决心。这种政见与当时正在酝酿着的维新思潮在对列强的基本态度上有许多共同之点。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活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刘光第就曾指出：日本早就企图侵略中国，“蓄之一、二十年，我国毫无预备，铅药全无，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阉室、军机。现在危迫，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即使将来屈于讲和，“则亦不过图旦夕苟延，将来祸患，方未艾也”。（注：刘光第：甲午条陈，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这种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及在政治上有所改革的思想，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于是在1895年至1898年这四年中，无论是当权或不当权的帝党官僚，均有条陈“新政”奏疏。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序的。可见，在维新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帝党已初步具备了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