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瓜分危机。在此危局刺激下，中国士大夫阶层迅速觉醒，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正式兴起，至百日维新前多次形成热潮。在这一过程中，帝党开始与维新派建立起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对维新运动起了支持、参与和保护等积极作用。
    甲午战后帝党的政见由原来的主战发展为变法，是他们得以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甲午之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惨败于小小的日本，使帝党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从痛苦、屈辱和牺牲中看到了以往统治的衰象与弊端，加深了对日本自强成功的认识，“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0页。）张元济就曾说“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23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光绪帝发布了一道上谕，坦陈中国积弱之深，无力与日抗争之事实，鼓励“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举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上谕。）以期收自强之效。谕旨颁发后，臣工纷纷上奏章，递条陈，为变法出谋划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布了另一道旨在切实推行变法的上谕，指出：“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注：《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28，第7页。）这一上谕提出的变法思想，与后来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有相通之处。光绪的变法之诏，实际上是奏响了变法的序曲。
    光绪帝的转变，与以翁同和为中坚的帝党官僚倾向变法息息相关。翁是培养光绪帝20多年的帝傅，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造膝独对”的近臣，时官拜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朝廷重臣。甲午战后，随着危机的加深，翁同和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变革意识，日读变法之书，对于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除了自己认真研究外，还专门将它们进呈御览，希望光绪也能从中得到启发。翁氏而外，总署大臣张荫桓为鼓吹革新另一得力之人。张氏流外官致身卿贰，没有正途出身文官所特有的迂腐与偏见。1885年出使美洲，既得风气之先，“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在光绪帝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帝党官僚在岌岌可危的国势面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开始接受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仓场侍郎李端棻同梁启超有姻亲关系，受梁影响较大，“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中西”，尤好言学。（注：《清史稿》卷470。）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他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学习，并建藏书院、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认为若以学堂、书局为经，以此五项为纬，则“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注：《光绪朝东华录》卷4，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申第3条。）御史宋伯鲁自甲午战后，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加之受维新思想的影响，痛切地感到不改变旧法，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一面疏请变通科场旧制，一面建议出使各国大臣博采精择，推荐国回，以便沟便中西，开扩见闻，使“迂疏之义士皆化为有用之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其余军机章京陈炽、侍读学生文廷式、郎中沈曾植都提倡西学，鼓吹变法，颇受时人注目。正是因为帝党本身有了比较急切的变法要求，所以他们对大声疾呼朝廷变法图存的维新派能产生共鸣，多方与之呼应配合。
    帝党与维新派的合作首先表现在对其上书上奏的重视。1895年6月，正当光绪帝发愤厉行改革之时，他看到了6月3日都察院代递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此是康有为戊戌前五次上书中唯一上达御览的一次，“上览而喜之”，“旋发下军机，命即日抄四份，军机本无书手，乃调自内阁，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发各省督抚军议，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观”。（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1页。）7月5日又颁发上谕，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接着又从康有为等人奏折中，提取他认为是当前切实可行的14项新政，谕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紧接着于7月27日发布谕，把翁同和任尚书的户部所拟考核钱粮、整顿厘金、裁减制兵以及盐斤加价、重抽烟酒税等措施，发各省，令一体实力奉行。7月间，翁与皇上决议，议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将次行之，“然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