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中叶，上海崛起一座完全新型的学校——上海格致书院。主持院务的是著名思想家王韬，翻译家、科学家傅兰雅。参与命题、阅卷、评奖的有身居高位的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有通晓时务名世的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周馥；有与西方世界接触较多的通商口岸官员龚照瑷（上海道台）、聂缉椝（上海道台）、吴引孙（宁绍台道台）、胡燏棻（天津道台）等。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涉及西学与时务。书院里有两位岭东青年学者杨毓辉、杨史彬。
    杨毓辉，杨史彬，潮州大埔人，约公元1889—1893年在校。他们的获奖作品颇有思想价值，被王韬收编于《格致书院课艺》丛刊中。稍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济文编》也收入他们的部分著述。杨毓辉还编校了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其中也收有杨氏的著作，或郑观应注明是引用杨氏的观点），还著有《寿椿庐治平刍议》，《寿椿庐时务丛谈》十卷。198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大型资料丛书《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时，也辑入他们部分著作。现就涉猎所及，将他们的洋务思想简述如下，从中可窥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洋务思想水平，以及近代岭东青年忧国忧民、追求新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忱。
    一中西兼学，重在科学技艺
    杨毓辉主张中国教育必须改革，多设学堂，中西兼学，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89年冬，他在《振兴西学善策论》中说：“凡西学中之天算格致等学、每学设立学堂一所，延请真正名师，并购办既翻译及未翻译各项西书，安置堂中。但须严定章程，凡学西学者，皆自华文始。譬如欲学算学，则需由《算学启蒙》、《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以及《数学理》、《勾方表》、《代数学》、《对数表》、《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华文之书始，然后再就西文书籍以广之，引而深之。欲学格致者，则须由《格致汇编》、《格致启蒙》、《格物入门》，以及《格致浅说》、《格物测绘》、《格物探源》、《博物新编》，与水火光声电汽重等华文之书始，然后再就西文之书籍，深以造之，精以求之。其余各学亦然。务使各守一艺，各执一业，不得有纷营之念，不得存泛骛之心。中国果能如此讲求，则四海从风，士习一变。于是精于西学者，并能精于中学，通于西文者，无不通于华文，不数年人才满天下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为此，他又主张清廷设特科专考西学，派遣学生出洋深造。杨史彬于1893年冬作有《论仿西法振兴技艺》，主张当道“宜仿武备学堂之例，设立技艺学堂。一设于北洋之天津，一设于南洋之上海，有成效后，再行逐渐推广，由一县而至数县，由一省而至数省。开办之初，延聘西国技艺名师，专司教习。凡聪颖子弟及有志之工匠，一概准其入堂学习”。他设想新式技艺学堂内设十所：奇珍所、格致所、图画所、化炼所、开采所、制作所、工程所、机器所、种植所、测量所，这些都是“振兴技艺之学”，要精学技艺，“务使无一技不精，无一艺不巧，方可与西国争衡也”，发展下去，“造成精奇物件者，果属有裨于国计，有利于民生，更赏以荣耀头衔，给以专利执照”。这样，“制造可以多，夫而后商务无不盛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振兴中华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基础。特别是已经提出“专利”保护问题，这是中国较早的专利思想。这些认识是可贵的，因为当时还是鄙薄西学、鄙夷技艺的时代。
    二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接二连三掀起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源的狂潮，中外贸易严重入超，利权外溢。怎么办？杨毓辉、杨史彬主张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1892年秋杨史彬作《论讲求铁政织务以收利权》，他说：“总而论之，今之时，非封关闭世时也。既难禁洋货之不来，即难杜利源之不溢。使于此漠视之，恝置之，而不设法以转移，流弊将伊于胡底！故铁政织务皆当大加振作，以收利权，而最要者，无论钢铁织纺，不当仅资官用，并当趋乎时宜，以资商民之用；且不当仅资民用，并当投乎嗜好，以资外洋用。但使土铁土布多销一分，即洋铁洋布多塞一分；外洋利息少赢一分，即中国利源少耗一分。虽漏卮尚未尽塞，而视昔之如水趋壑者亦自不同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在前引《论仿西法振兴技艺》一文中，他具体说：“西人之于技艺，虽一丝一忽之细，无不赖机器之功，所由物美价廉，商务日旺也。今欲推广机器，使工人尽造其精，莫如设机器所，以课生徒。先学造模之法，如铸铜铁、造螺轮等模，悉关紧要。机器则小而剪铜搓铁，大而织布纺纱，以及打铁炉、熔铜炉、倒焰炉，与凡制造所必需者，皆宜购备若干种，安置所中，备学生随时揣摩，并由掌教亲为提撕，明其制作之功，习其运动之法。学有成效，……可造成大小汽机，运往各处销售，将见利权独擅，国势日新，何难驾西之上乎？”又说：设制作所，“专习大小工艺，……数年后，凡各种日用之物，皆能设局创办，推广销售之路，扩小民之生计，即塞国家之漏卮也。”
    农业生产也要讲求科学，主张设种植所，“专格农桑，凡土性之荣枯，地质之美恶，何种稻宜于润下之区，何种麦宜于亢燥之地，如何壅田始不致苗而不秀，如何培种始可以丰而多收，水旱灾荒宜何绸缪于事先，并如何补救于事后，桑则用何法培护，萎落方可无虞，蚕则用何法养烘，病疫方能尽免，凡此诸法，苟格以精心，究以实力，则种植之所自兴焉”（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 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这既是振兴土货挽回利权的一些办法，也是农业的“科学种田”，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