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官僚则利用职务之便，屡代康有为上折。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王鹏运代康有为上请修京城街道折，奉旨允行。六月十四日，又代康有为上疏劾徐用仪阻挠新法，越日徐用仪被逐出枢译两署。又上疏附康有为片劾粤抚马丕瑶保奏市侩潘赞清为三品衔，由于刚毅力保未能免去。凡此种种，皆为维新运动酿成声势奠定了基础。
    其次，对维新派为变法而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帝党成员不仅支持、鼓励，而且积极参与。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不达后，遂决南归。户部郎中、军机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极力挽留，认为“时有可为，非仅讲学著书之时”。（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页。）康有为也感到“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天下。”陈炽建议说“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北京创刊了第一份维新报纸《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六月创刊后，在徐勤、陈炽、张之洞之子刑部主事张权等人的资助下才得以维持。报开两月后舆论渐明，“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133页。）为强学会之成立打下思想基础。
    在康有为为成立强学会而四处活动之时，帝傅翁同和与工部尚书孙家鼐都暗中予以支持，陈炽、沈曾植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帝党官僚则积极进行合作。赞助及参加北京强学会的人物凡20多人，属于帝党及接近帝党的人物就有10人以上。
    强学会的成立，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引起后党的不满和惊恐。李鸿章因捐金入会被拒，便指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并贩卖西方书籍，中外纪闻按户销售，以毁誉为要挟，请旨严禁，上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一月后，又弹劾强学会的发起人文廷式，迫使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注：《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84卷，第2页。）强学会被查禁时，帝党沈曾植、杨锐等人主张具呈力争，翁同和只在日记中写了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没有说自己对此事抱何种态度。但据赵炳麟《柏岩文存·陈炽传》载：强学会寻为御史杨崇伊参劾，得旨封锢，翁常熟相国密奏曰：“教育人才，自强之本，未可阻碍，使天下寒心”。2月5日帝党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翁同和又籍此力主恢复，结果改设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译书。强学会封禁之时，李鸿藻赴陵差未回，及归，翁同和往见，“属合力扶持”。（注：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七日燮函。）帝傅孙家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乃解，且有大转之机。
    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鼓吹变法的学会，是康有为为推动变法而做的最初尝试。翁门诸子参预发起于成立之初，力主恢复于封禁之后，故强学会可视为党帝与维新派结合之枢纽。
    继强学会而起的变法团体是保国会。保国会在京师成立之日，“上自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各官，至公车会试之人，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无不毕集”，（注：《免究保国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其中著名的帝党人物有李端棻、宋伯鲁、杨锐、刘光第、李岳瑞、徐仁镜、徐仁录等人。由于保国会规模较强学会大，爱国热情也较强烈，于是有后党顽固派潘庆澜等上疏弹劾保国会，军机大臣则毅预备查禁之事。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查究耶？事遂止。保国会遭劾虽未查究，而形存实散。“经保国会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继之，自余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虽有政变，而民智已开，不复可抑矣”。（注：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96页。）人们思想和舆论上的这些变化，与一些著名帝党官僚的参与及政治上倾向自强图存的举措是分不开的。
    最后，由于帝党的大力帮助，加强了维新派与光绪帝的联系。在帝党中起此作用的主要是翁同和。翁同和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开始发生关系，最早可上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光绪十四年。这一年的冬天，在北京应试不第的康有为，首次上书翁同和，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当时“外事交迫”“兵弱财穷”的困境，鼓吹其变法主张。翁同和虽未见康有为，但在读过其上万言的《上皇帝第一书》后思想有所触动。
    1894年，康有为参加甲午会试又到北京。康有为仍然希望能见到翁同和，于是特意请出他的南海同乡张荫桓事先向翁疏通。据张荫桓说：“康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92页。）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翁同和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都对对方相当留意。对康有为来说，争取翁同和的同情与支持，是实现其变法主张的前提。而翁同和虽然这时对改革问题也开始有所留意，但还没有意识到变法事关国家存亡，因此几次拒绝康有为的求见。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翁同和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翁同和是竭力主战的，他甚至不惜触怒慈禧，主张停办点景，移做军费。他们满以为决此一战，非但可以耀武海外，而且可使皇位永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使翁同和悲愤交加，痛不欲生。《马关条约》签定后，翁同和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页。）1895年夏初，康有为又到北京应乙未科会试，并以一天两夜的工夫写成万言书，提出了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的主张。5月2日，集体到都察院投递，而都察院则以皇帝已在条约上用玺，无法挽回为理由拒收。5月6日，会议榜发，康有为由于翁同和出力而以第五名取中，据张荫桓称：“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92页。）在紧接的殿试与朝试中，康均直言时事，翁氏读后“大为佩服”，准备擢用康有为。由于徐桐等人的阻挠，康有为虽中了进士，但仅授工部主事之职，未能重用。其后翁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乃始知宫中事。翁同和如此礼贤下士，给维新派“游说公卿”掀起变法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会晤后第二天，翁同和在书房内密报了他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光绪帝也开始留意起康梁等维新人士了，自此，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98年1月13日，光绪帝召见王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在场的王大臣，从奕到孙家鼐咸默然，独翁同和表示赞同，并谓变法须从内政的根本变起，其声震殿宇，同列皆讶之。要从根本上变法必须要有人才，翁氏首先想起了康有为，决定将其推荐给光绪帝。关于这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翁氏日记甚详，但没有记与康有为见面之事。而康氏自编年谱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康氏年谱详述了他到京师后，上书碰壁，决定返粤，但翁氏亲自到康的住处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遂不获归”。紧接着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8页。）可见，翁氏的留行和高的奏荐两者之间不会是巧合，而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高的奏荐很可能是在翁的授意下进行的。高氏奏片递上后，光绪帝十分欣喜，当即要总署“酌核办理”，并欲召见康有为。栾等人以皇上见四品以下大臣者违祖制为由，改召见为总理衙门问话，于是康有为借机递上了五个条陈和四部新书，并联络同志，大力鼓动，局面大开。
    史实表明，如果没有翁同和的架桥牵线，奔走联络，光绪帝恐怕不能很快地同维新派建立联系，而维新派也很难接触到身居九重的天子。维新派后来之所以受到光绪帝的青睐，与帝党合作共演维新变法一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翁同和。帝傅翁同和之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实质上是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