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制度虽规定所有铺户都要买办，但富商大贾往往通过贿赂官吏，设法逃避，“其入官应役者，皆佣贩贱夫漂流弱户”（注：《嘉靖实录》卷三三六。）。而小商人资本有限，买办无力，买办制度遇到了危机。降至成弘年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铺户当行制度也逐步起了变化，即将实物买办，改为折银征收，再由政府召商买办。成化二十一年，南京礼部尚书陈俊等提出，朝廷赉银在苏州等府岁办的罗绒、金箔、银珠、生漆、桐油、铜、铁、锡，以及在四川买纳的皮漆、熟铁等，俱估价值，征收价银（注：《成化实录》卷二六三。）。弘治时，通州铺户因“赴京买办路远”，政府议准将通州铺户编为三等九则，出办银两。嘉靖四十五年，户部给事中赵格又奏议，将“宛（平）、大（兴）县铺，分为三等九则。上上、上中二则免其征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供办。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上下户七钱，以下每则各递减一钱，以代力差。”（注：《嘉靖实录》卷五五六。）据《宛署杂记》有关数字推算，万历时北京上上、上中二则铺户，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八户，约占铺户总数七万八千余户的千分之二。估计嘉靖年间的数目，与此相去无几。由于这些铺户多系富裕而又有权势的军商、豪商。因此，赵格建议遭到了掌锦卫事左都督朱希孝的反对，户部只得将“原编九则铺行，皆征银入官，官为招商市物，不得以买办独责上上、上中二则”（注：《嘉靖实录》卷五五七。）。不过应当说明，直到明末，并非所有铺户都能纳银免役。万历六年，户部覈南京官员奏疏时说：“其应立铺户，应办物料，轻者轮流承当，重者通融应役”，还得“买物当行”（注：《万历实录》卷七三。）。万历四十四年，常熟县杉木商江同等呈词，铺户当官之苦，裁革已久，惟常熟僻处海隅，“照前出票取料”，于是上司批准“勒石严禁，将来凡有兴作，俱照时价平买，不得仍蹈前辄，擅自出票取用。”（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二○《禁止木铺供给碑》。）苏州城内，于崇祯四年也立永革布行当官碑，宣布“一切上司按临时府县公务，取用各色□足额设原银两公费钱粮，照依时价平卖。该房胥役供应，并不用铺行承值。”（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一七五《圣旨都宪题奏永革布行当官碑》。）但是，据康熙十二年常熟县的《严禁铺户当官碑》可知，铺户当行名革实存。苏州地区铺户真正免除当行，那是清朝康、乾年间的事。
    铺户为免除当行买办，向政府缴纳的银两称“免行银”，也叫“行银”。官府收取行银后，白行招商买办，又叫募商买办。招募对象是富商大贾，应召者既有原来的铺户，也有外地进京贩货的行商。他们“领银在手，采买自由。有责办于一年之内者，有责办于二三年之内者”（注：张养蒙：《为川民采木乞酌收余材以宽比累事》，《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商人应召名义上是自愿的，正德二年，户部主事张文锦到顺天府召商纳草，“众商拥门争入有蹂践死者”（注：《正德实录》卷二二。），因为买办草料有利可图。不过，大部分富商大贾，都视买办如陷井，避之唯恐不速。因此，在招商买办的同时，又有强制性的佥商买办。万历时巡青给事中杨文焕等说：“畿民报商，原非祖制。嘉靖年间，山东参政常道奏准征银解部，召商上纳，乃一时救弊之权。”（注：《万历实录》卷二○九。）报商即佥商。据这份奏疏，可知始作俑者是常道，时在嘉靖年间。佥商是佥点富商大贾，如万历二十八年，工部佥报新商李元祥等六名“皆身拥雄赀，列肆连衢”（注：《万历实录》卷三五四。）。佥商办法有官府“差官佥选”、坊厢“里甲报名”或原役商户提名开报等。天启五年，巡青给事中霍维华建议，“著旧役商人，各人自行查访，每一人止许报二名，填注姓名、住址、籍贯、房产、家赀于册，唤至公同对质，于二名择佥一名。如报者不堪，即著旧商仍自充役”（注：《天启实录》卷五六。）。这种报商往往是秘密进行的：“佥商诸臣，责令旧商人户（将被开报商户名单），密付五城（御史），簿夜拘之，如缉巨盗”（注：《万历实录》卷四四○。）。明朝经常佥商的衙门是工部。隆庆三年，隶工部商人为五十余名。万历十三年，工部又佥商四十余名。万历三十二年，太仆寺也佥报了商人十余名。被佥的商人，服役时间不定，短则一年，长则几年。如万历后期，南京被佥商人服役时间，有三年一更替，也有五年一轮换的。泰昌元年，明政府决定：“原系三年者，准减一年，以二年更换；五年准减二年，以三年更换。”（注：《泰昌实录》。）各衙门对佥来的铺商，视为肥肉，不许其他衙门染指。富商大贾一旦被佥，“取之不遗毫发，赀本俱罄”（注：光绪《顺天府志》卷七三，传二。）。所以，每次佥商，人数虽然不多，却在铺户中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感。如万历三十二年，“佥报商人不过十余名，犹满路哀告，有自缢投河者”（注：《万历实录》卷四一五。）。
    无论是当行买办、招商买办，还是佥商买办，铺户卖给官府的，都是本行的商品。但是，明末又出现了责令某行商人带买别行商品的带办制。原来，在承当买办的各铺行中，珠宝商人获利最厚。皇室喜爱珠宝等奢侈品，不惜重价求买。所以珠宝“货卖之家，卒高其值，以一估十，以百估千，动支官银以千万计，皆致巨富。”（注：《成化实录》卷九九。）在草料的买办中，买纳豆粮等料是赔本的苦差，而买纳草却可赢利。万历二年，商人领买各营马草，每束给价银三分二厘。各军士领草后，有的拿去变卖，每束实际只值一分四、五厘（注：《万历实录》卷三二。）。承当买办的各铺户中，以十库商人最苦。十库即：掌贮银硃、黄丹等物的甲字库，掌贮胖袄等物的乙字库，掌贮丝锦等物的丙字库，掌贮生漆、桐油等物的丁字库，掌贮弓箭盔甲等物的戊字库，掌贮黄白生绢等物的承运库，掌贮纱罗及青细绵布的广盈库，掌贮采帕梳拢之类的广惠库，掌贮焰硝熟硫黄的广积库和掌贮没官衣物等赃罚库。十库商人不仅受内官需索酷烈，而且别库商人有预支，十库商人无预支，一切买办，全由商人自垫资本，买纳后方行领价。铺户一旦被佥充当十库买办，有的弃家逃窜，有的赴水投缳，有的巧为脱卸，以致十库物料买办困难。所以，天启元年，政府下令，由担任珠宝、饲草两项买办的商人，兼充十库物料的买办。这种带办制度，又给珠宝和草商带来了破产的厄运。如天启元年，御马仓场草商郝应等，因兼充十库买办，“削发求毙，挚家潜逃，其情景不忍见闻”（注：《天启实录》卷九。）。启祯之时，不仅中小铺户纷纷破产，连为数不多的珠宝商、草商也“膏尽血竭”（注：《天启实录》卷三一。），活不下去。不过，明王朝的丧钟，这时已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