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学术研究的深入要具备许多先决条件。繁荣明媚的学术春天的到来是很多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即使社会的大环境出现了，学术界本身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理论、资料、学术队伍、学风等多方面的因素。这里仅从近代史学术界的现状去谈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当前戊戌变法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一是要更新理论；二是要转换视角。
    对学术研究来讲，理论的更新具有关键的意义，但更新理论特别困难。人们天天喊创新，而真正创新者百无一二。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规范前面谈到的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近年来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甚多，但系统论述社会转型理论者较少。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放在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去研究，仅仅研究其社会背景、变法过程、主要人物的思想、失败原因、历史意义等就不够了，必须从整体的社会建构中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僚队伍及其结构和政治倾向的分析、改良派的队伍及其素质的考察、文化启蒙及范围的研究、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程度的解析、各阶层生活水准的解剖、社会对改革承受力的分析、改革运作方式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综合研究改革的社会历史土壤，这种土壤能否承受社会的改革，一时改革起来能迈出多大的步伐。就如给人治病一样，没有前期的一系列化验、诊断，就无法对症下药。以往我们从革命史观出发，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去论述变法的过程和成败得失，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如果从社会转型去着眼，则研究的问题更多，也更有意义。
    关于研究的视角，表面看是一个切入点问题，实际上会对全局发生影响。因而，有了合乎历史真实的新视角，学术成果就焕然一新了。长期以来，在戊戌变法的研究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众多的论著都在探讨变法失败的原因，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可否增强一点逆向思维，去认真研究一下戊戌变法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功，改良或曰改革在什么情况下在中国才能走得通。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改革运动，其中宝贵的经验不仅是失败的一面，也应从中去探求争取成功的教训和条件。如果这种逆向思维可行的话，肯定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会出现一批新成果。再如，我们研究改革史或改良主义运动史，特别注重讲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似乎只要改革派“斗”倒了守旧派，改革就能成功。其实并非如此。即使如人们想象的，戊戌变法时的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变法也不一定能成功。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改革太复杂了，是多种因素相碰撞和运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比革命也不易。诚如梁启超所一再讲的，变了甲，又要变乙；变了乙，还须变丙；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问题，改革就无法进行。所以，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夸大，或者仅以斗争的思维去研究戊戌变法是不全面的。而且，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谐、团结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研究斗争，不探讨和谐，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戊戌变法在运用和谐、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方面留下的宝贵教训非常值得研究。例如洋务派作为戊戌变法时期的一个中间势力，其倒向会直接影响变法的结局。康梁对此显然注意不够。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和合、和谐在一定时期比斗争还重要。这种新的社角不仅要导入戊戌变法的研究，而且应在史学界广泛运用。历史的真实是在不断转换研究视角中再现的，历史的真理更是在新的视角下呈现新的重复。还是爱因斯坦的话深刻：“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全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用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爱因斯坦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