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代，随着农村公社的井田土地之由定期分配到永久占有，田税之由“同养公田”的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宗法分封制与世族世官制的衰落，郡县制的陆续形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本文不准备对春秋时代的法律制度作全面的论述，仅就郑铸《刑书》、晋铸刑鼎、邓析作《竹刑》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对春秋时代法制的变化及其意义，作一些初步探讨。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
    在春秋后期，首先创制新的法律制度的是郑国的执政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注》以为即“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子产铸《刑书》后，晋国的叔向曾致书子产表示反对，以为“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以为禁御之法，对贵族只能“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对人民则只能“严断刑法，以威其淫”。这样仍虑不足以为治，还必须“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人民才可“任使”而不生祸乱。如果“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他引证《诗·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要礼治，根本就不需要法律。他反覆强调假如制为《刑书》公布于众，“民知争端”以后，就“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郑国就要败亡。士文伯更把以后郑的火灾，也归咎于子产铸《刑书》所引起，“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郑国铸《刑法》以后的二十三年，晋国在顷公十二年，赵鞅、荀寅继郑国之后，也铸造了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晋国的铸刑鼎，同样也遭到鲁国孔子的反对。孔子以为晋国只应用“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人民才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晋国只有守着这种“贵贱不愆”的法度，才能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秩序。现在背离了唐叔的法度，把晋国的“乱制”，范宣子所为的《刑书》，铸为刑鼎，这就使“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蔡史墨也以为中行寅“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
    叔向所说的“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孔子所说的“贵贱无序，何以为国？”，都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反对新刑法的制定和公布。其实在西周以至春秋前期，并不真是像叔向所说的“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如《尚书·吕刑》就有“明启《刑书》”的话，并已有墨、劓、剕、宫、大辟等“五刑之属三千”。《周礼·秋官·司寇》也曾说“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逸周书·尝麦解》曾说到“太史笑《刑书》九篇，以授大正。”《左传》昭公六年，叔向也曾说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周的《九刑》已不传，《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文公曾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杜《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书。《九刑》之书今亡”。是周的《九刑》已以盗、贼法为主。《左传》昭公七年，楚国的芉尹无宇还曾说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又说到楚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有亡荒阅”、“盗所隐器”，也就是与《九刑》“掩贼为藏”同类的法律条文。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曾说到楚庄王有茅门之法，并说到其中有“群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霤者，廷理斩其輈，戮其御。”和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等维护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巩固王权的法律条文。即在铸刑鼎前的晋国，也早就制定过刑法。《左传》成公十八年记晋悼公元年，任“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按《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春，晋士蔿为大司空。”土蔿之法，当即定于此时。鲁庄公二十六年，当晋献公九年，是晋在献公时已制定过士蔿之法。士蔿之后，到晋文公城濮之战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文公“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昭公二十九年《传》孔子也曾说：“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后来在晋襄公“蒐于夷”时，赵盾更制定了晋国的常法。《左传》文公六年：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陀，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其后晋景公时，士会又曾修过晋国之法。《左传》宣公十六年载“晋侯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同年，景公“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这些都可以说明在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前，已早有了成文的法律，只是还没有公布于众。叔向说的“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孔子在反对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的同时，曾赞扬过晋文公的“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认为这是晋文公所以称霸的主要原因。他在上引《左传》“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贵其尊，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之后，接着就说“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现在的问题是孔子对晋文公的“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为什么这样赞扬，而对赵鞅、荀寅的铸刑鼎却那样反对？除去前者是不成文法和后者是成文法外，必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律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各个不同时期的刑罚的具体内容和立法精神，都必然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有所损益，有所改革的。但是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因为晋文公的“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和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内容，《左传》都没有正面的说明，晋铸刑鼎所著的“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根本就未载其事。因此想完全把晋文公的“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和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内容和立法精神搞清楚，是存在困难的。我们只能根据叔向和孔子对他们批评的话结合有关材料来加以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