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郑国在子产铸《刑书》后，邓析又曾作《竹刑》。《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据杜《注》邓析为郑之大夫，他之所以为驷歂所杀，是为了“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邓析之被杀，主要当是由于私造刑法，因为刑法是只能由国家来制定的。至于所说“改郑所铸旧制”，则应是在子产所铸《刑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之符合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如《左传》昭公二十竿载子产死后，“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邓析所制的《竹刑》，可能就增多了治盗贼的法律条文。它同子产所铸刑书虽有所损益，有所区别，有详略的不同，但不是原则性的差异。所以驷歂杀邓析后，对于邓析所作的《竹刑》，不仅没有毁掉，而且仍为郑国所采用。《左传》的作者对邓析之死是表示惋惜的，对驷歂之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有所非议的。他假“君子”之口，以为既“用其道”，就应该“不弃其人”，并引证“诗云：‘敝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把邓析媲美于召公，以为“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人乎？”指责驷歂，“无以劝能矣”！这反映了邓析在子产铸《刑书》的基础上，所改定的《竹刑》，随着春秋后期社会的发展，世族制的日趋没落，新的阶级矛盾的发展，是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这就使郑的当国驷歂虽然因私造刑法杀掉了邓析，但为了解决在新的形势下所遇到的问题，为解决在新的形势下所引起的新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以维护新的统治秩序，就不得不像子产铸《刑书》是为了“救世”一样，而仍用其《竹刑》。
    较《左传》晚出的书，如《荀子》、《列子》、《吕氏春秋》等书对于邓析被杀的记载，与《左传》都不相同。对邓析所作的《竹刑》的评价和所取的态度，与《左传》所载也互有同异。《荀子·宥坐》篇、《列子·力命》篇、《吕氏春秋·离谓》篇都说邓析为子产所杀。这显然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据《左传》“郑驷歂嗣大叔为政”，在鲁定公八年，杀郊析在定公九年，而子产则死在鲁昭公二十年，其时下距邓析之死，已二十年。说邓析为子产所杀，显然是错误的，不足凭信。又《列子》、《吕氏春秋》虽同样都说是邓析为子产所杀，但对邓析及其所作《竹刑》的评价和邓析死后郑国是否尚用其《竹刑》的记载，却又完全不同。《列子》是说子产仍用《竹刑》的。《力命》篇：
    “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杀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按文义当作“子产非能屈邓析”），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这里虽然把驷歂杀邓析误为子产所杀，但对邓析所作的《竹刑》，却不仅说是“不得不用”，而且在《力命》篇与此章义例相同的上章甚至把齐桓公的任用管仲，与子产“不得不用”邓析的《竹刑》同样说是“小白非能用雠，不得不用”。对邓析的《竹刑》作了肯定。这同《左传》所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相同的。
    《吕氏春秋》关于邓析的记载，则与《左传》、《列子》全不相同。《离谓》篇：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以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哗变。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这里对邓析作了全盘的否定，甚至连《竹刑》也不屑提到。其实这只是站在邓析及其《竹刑》相反的立场，把叔向反对子产铸刑鼎将会出现的流弊，所谓“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等，转移到了邓析的《竹刑》，又因邓析同时是名家，利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的“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不可以为纲纪。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竟不顾时间的乖迕，把邓析歪曲成了一个“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同子产完全对立的诡辩家，以反对邓析、惠施派的刑名之学及邓析所作的《竹刑》。这就不仅关系对邓析及其《竹刑》的评价，也牵涉到对子产及其所铸《刑书》的评价，是必须辨别清楚的。我们认为《左传》所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正确的。《列子》虽系伪书，所说邓析为子产所杀也是错误的。但它说邓析被杀后，仍“不得不用”其《竹刑》，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至于驷歂杀邓析而又不得不用其刑法的原因，《列子》是用力与命来解释的，这当然唯心的，也是不正确的。驷歂杀邓析而仍用其《竹刑》，其原因只能是由于春秋后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像子产所铸《刑书》那样简单的法律条文，其中有些内容也必然不能满足当时发展的需要，有了重新修定的必要。邓析的《竹刑》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子产所铸《刑书》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变化的。它之所以被郑国采用，就有力地说明它较之子产所铸刑书，是更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的。
    邓析《竹刑》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今本《邓析子》中记载有许多关于法的理论，如《无厚》篇：“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循名贵实，察法立威”；“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原作达，从俞樾说校改）；《传辞》篇：“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夫治莫大于私不行，功莫大于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这些都是同于以后重法、术、势的法家思想的。又如《无厚》篇说：“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有厚、无厚是名家讨论的主题，但这也显示了以后法家所主张的无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精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法家类邓析子提要》说：“其大旨主于势统于尊，事覈于实，于法家为近”。
    《邓析子》是伪书，不能信为实录。但邓析既然是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如果今本《邓析子》还不尽为伪作，其中部分如《无厚》、《辞过》等篇是出于他的弟子或后学所记，能反映邓析思想的话，邓析是真可以成为刑名之学的先驱了。
    马克思说：“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不可避免地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六页二九二）。春秋后期，随着在经济上作为农村公社井田土地的由定期分配到永久占有，由“同养公田”的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政治上在宗法分封制下世族世官制度的逐渐破坏，郡县制的陆续形成，士阶层的开始兴起，当时的执政者为了维护新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秩序，原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旧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方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礼乐要下降到民间，刑法也要上及于大夫。郑铸《刑书》、晋铸刑鼎、邓析制《竹刑》，正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成文法。这些新刑法的矛头虽然仍是主要指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但对旧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建立的旧的等级制度，是起着破坏的作用，而对新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则是起了维护的作用的。关于这次刑法的改革，由不成文法变为成文法，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对战国以后“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精神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更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