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上海胜利光复。上海光复后成立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当上了都督。究竟陈其美是怎样当上都督的，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是不是与陈其美争夺过都督，史学界颇存歧义。一本台湾出版的《陈其美》传记写道：陈其美本人并不想出任沪军都督府都督，而是在朱少屏、沈缦云等人“一再劝驾”的情况下，陈才“勉为其难地应允出任都督的”（注：章君瑴：《陈其美》，台湾金兰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大陆出版的有关论著亦有类似的记述。有的论者指出：陈当上都督后，“拥护李燮和的军警忿忿不平，李也打算举兵攻陈”（注：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6页。），争夺都督。还有的论者写道：选举沪督的会议“陈英士没有参加”，但他被推举为沪军都督。“李燮和只当了参谋”，“但咽不下这口气，就率部到吴淞”，“和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作者进一步认为，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一职有其合理性，因为“沪军都督的产生，是根据同盟会组织原则来定的，同盟会军政府设立条件第一条就规定：‘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陈英士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领导人，又亲自策划、领导光复上海，在同盟会方面来看，‘上海各同志……以上海地方冲要，必须举一统率军政之人，担任沪军都督，方能应付。其人选问题，众均推陈’。陈英士是得到了同盟会首肯的。再从具体产生的手续上看，在海防厅开会时，各界人士虽然有点事出突然，但结果还是同意的，在举督会上，李燮和的名字都没人敢提。所以，从同盟会的原则，从组织产生的顺序，是合乎手续的，而且从上海实际来看，陈任都督也是有利于全局的稳定和革命的进行的。”（注：姚晖等：《陈英士评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5页。）我们认为，上述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对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成立前后陈其美与李燮和两人的言行进行详细考察，加以比较，才能彻底弄清史事真相。
    一
    1911年10月6日，李燮和途经武昌到达上海。此时，武昌首义正在酝酿之中，他来上海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动上海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10月10日，武昌首义，李燮和作为光复会的健将，深感责任綦重，开始在军警中进行联络活动，统筹响应首义之策。因“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巡防营士兵多湘籍，李恃同乡之谊，上级士官，素多往还，到沪后不数日，已游说殆遍。士兵因鄂讯而浮动，遂多附和”。在与陈会晤时，“李即以实情告其美”，似无保密可言。但陈在听完李介绍的“实情”后，却在背后做了许多手脚，在“安置李氏后，其美密约亲信同志于他处集议”，主要讨论如何对付光复会的问题。他用挑拨的口吻对自己的亲信说：“据李燮和陈述各情，武昌首义多旧隶光复会人，或光复会化身，极少数的兴中会（同盟会前身）人。孙逸仙以兴中会号召海外，不图至南洋，周游群岛，知华侨多先入光复会。而光复会中坚之陶成章，久居南洋群岛，为一般华侨所爱戴。陶刚毅木讷，勤俭刻苦，往来南洋，从未坐头、二等舱，喜与苦力为伍，此最合南洋老华侨之心理，故兴中会难收发难之效。及返日本后，晤陶成章，劝其与兴中会合并，陶不允。经温生才劝说（时温生才尚未殉义），孙逸仙委曲求全，牺牲兴中会旧名，更名为同盟光复会，而光复会、同盟会亦自简称如故。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倘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与会者均不能答。陈接着说：“李到沪后，据其报告，不数日间，将沪军营、炮台营、巡防营之士兵，均已联络就绪，即商团巡警中，亦有默契。虽因武昌起义风声所播，士兵浮动，易于利导，然亦足见李之能耐与权术。”沈缦云献计说：吾人处此时局，“当于死中求生，同盟会不少俊杰，虽黄花岗之役牺牲过多，然明大义隐忍待时者，亦所在多有。计不如先发制人，集吾党同志一鼓而光复上海，其日期必须在李氏约定之前，能占先一二日最好。因各军营同志经李游说，必多动摇，倘先期而往，必多误应，惟不可使李知之。”？注：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159页。）沈言毕，陈其美表示赞同。上述谈话的内容是由“当时在陈其美左右、系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亲历者”、并亲自参加此次秘密会议的章天觉撰文披露出来的，当属可靠。只要是稍微具备辛亥革命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陈其美所称“孙逸仙委曲求全、牺牲兴中会旧名，更名为同盟光复会”，纯属无稽之谈，他利用其亲信对武昌首义的隔膜，公然散布所谓武昌起义“均系光复会人”、“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的言论，完全是欺人之谈！而沈缦云“先发制人”的计策，正中陈其美下怀，尔后，陈的行动计划基本上是按照沈的献计实施的。
    更有甚者，对于光复会人联络军警的活动，陈其美还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他还幕后指使同盟会员周南陔利用所谓“世交”关系，将光复会已经联络好的吴淞炮台官姜国樑“拉过来”。陈诡密地对周说：“姜已得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并嘱咐周必须注意三点：“（一）事关秘密，不可稍露风声，使姜知道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二）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三）姜仍与光复会保持联络。”陈其美劝周“不要胆小，如果姜不听话，到了紧急关头，我们可以‘做了他’”。陈周围的人还说：“黄汉湘不是军人，好说大话”，“李燮和等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姜尽可与其‘虚与委蛇’”（注：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5页。），如此等等。受陈其美直接指使的同盟会员周南陔所陈述的上述史事对于揭露陈其美的幕后活动，难道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吗？
    事实上，早在上海光复之前陈其美就有过在上海起义之后出任沪军都督的预谋。曾“预刻沪军都督印一颗备用”（注：黄元秀：《陈其美事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陈攻打制造局的当天早晨，即对上海光复后军政府的人选已有安排，据李平书回忆：“十三日清晨，陈君（指陈其美—引者）以军政府照会致余，劝任民政总长，又浼余劝驾伍秩庸先生担任外交。余往晤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注：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2页。）。可见，陈其美在攻打制造局之前，沪军都督府的民政总长、外交总长人选均已确定，并以军政府名义、用公文形式下达，那么，毫无疑问，这位拟订“未来上海军政府”文件的陈其美早已视沪军都督为囊中物，自封为“沪军都督”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正当李燮和于11月2日晚忙于起义准备工作，“即于是夜预备安民告示，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各营，传语陈汉钦届时举火为号，军士皆袖缀白布为标识。复遣敢死队兵目周德厚送光复军旗帜于沪、淞，且告黄汉湘等举兵期”（注：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第100页。），通宵未眠，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而陈其美一觉醒来，却于翌日晨擅自以沪军都督府的名义照会各部总长，以免在光复上海后自己出任沪督时、临时无所措手足，防止因一时不能确定各部总长人选而影响由他单独设计的沪军都督府机构的建立，两相比较，究竟是谁在争夺沪军都督，岂不昭然若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