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元代所封的土司，采取“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明史·土司列传》序）的原则。朱元璋在平定陈友谅后，元时所置湖南的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先后迎降，“当是时，田州岑氏、龙州赵氏、播州杨氏、贵州安氏，其杂处两广川云诸大姓，畏威怀德，以次服属。有明三百年，抚有西南诸土司，实自此始”（《蛮司合志》卷一）。就是说，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一）
    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与已降明的湖广永顺宣慰、保靖宣慰诸土司地域毗邻的黔东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纳款。随着明王朝南征的进展，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即事隔七年之后，黔西的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归。这时，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即全境不置郡县，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其因在于“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王朝利用思南、思州土司相仇杀的机会，以五万重兵征讨。遂以思南、思州三十九长官地改置郡县，首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为内地，自是始”（均见《明史·贵州土司烈传》）。这样，明代贵州土司的建置可谓最终确定下来了。其后，虽釐革不一，但整个格局并无重大变化。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笔者以为，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以贵州最强大的土司水西宣慰司为例，据载，“贵州，古罗施鬼国。自蜀汉彝酋有火济者，从诸葛武侯征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历唐宋，皆不失爵土。洪武初元，宣慰使霭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皇帝仍官之，为贵州宣慰使司”（王士性《黔志》），即其统治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三国时代。再以贵阳军民府所属定番州为例，其中程番、上马桥、小程番、盧番、方番、韦番、卧龙番、小龙番、金石番、罗番、大龙番、木瓜等长官司，均从唐代起，数百年来世官不绝（见《清史稿·土司四》）。可见，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一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据载，“贵州地皆崇山深箐，鸟道蚕丛，诸蛮种类，……畔服不常”（《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或如景泰年间吏部侍郎何文渊言：“贵州山高岭峻，本难设守，而蛮人叛服不常”（《蛮司合志》卷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关于贵州土司数，武职衔号，据《明史·地理志七》载，计有宣慰司一，即贵州宣慰司；长官司七十六，内有蛮夷长官司二十一；（注：长官司与蛮夷长官司的区别，据《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载，宣德二年规定“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要言之，其别在于所辖户数有多寡之别。）文职衔号，据《蛮司合志》卷二载，“布政司官属俱用流官。独府官以下参用土官十五人，镇远府同知一、通判、推官一、司狱一，安顺州同知一，普安州判官一，婺川县知县一、县丞一，曹（《土官底簿》作黄）沙渡、瓮城河、盘江、谷龙、的成（《土官底簿》作澄）河、覃韩偏刀水、都{K23C178.JPG}五堡三坑巡检七”。笔者以为，由此可见贵州土司的建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土司中，多是品职较低的长官司。以全国而论，据《明史·职官志五》载，明季所封“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者十，为安抚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就是说，贵州全省，在品级较高的宣慰司中，尚不及全国的十分之一，而品级低下的长官司则占居全国的一小半。这种情况的造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据《明史·地理志七》载，本来，贵州曾先后设置过贵州、思南、思州三宣慰司和金筑、普安、都匀三安抚司，但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一是府州县的土官中，多为佐贰属官。上述十五名土官，正官只有婺川县知县一人，而职务最高者也位不过州同。这与它省相较，其差异就一目了然了。如，广西“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明、丘濬《广西众建土官议》，载《粤西文载》卷五六），而贵州正好倒置过来。又如，云南民族地区，虽“或设流官，或仍土职”（《明史·云南土司》），这与贵州土官几无正职，也有明显的不同。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