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据《明史·贵州司土列传》载，正统时，水东宋然贪淫，激苗民变，水西贵荣诱其众作乱，然坐斩，“然奏世受爵土，负国厚恩。但变起于荣，而身陷重辟，乞分释，因从末减，依土俗纳粟赎罪”；正统时水西宣慰从弟安万镒与土目乌挂内部自相仇杀，朝廷的处理是“宜各宥输赎”。又据《蛮司合志》卷三载，水西土司安国亨、安信相攻杀，朝廷遣官议罪，安国亨“对簿，伏杀信状当死”，“于是以三万五千金自赎”，而以六千金赎诸主谋之罪。就是说，土司犯了罪，可依“土俗”赎罪；即使犯了杀人罪，也可如《黔书》卷一所说“照苗俗赔偿人命”了事。
    另方面，对严重侵犯土司利益的明官，则予以惩处。据《黔志》载，洪武初，“马晔以都督镇守其地，欲尽灭诸罗酋，代以滇官，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彝为兵端，诸彝果欲反”；奢香进京诉状，朱元璋曰：“‘吾知马都督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马斩之，遣奢香归，诸彝大感”。
    上述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的主要记载有：洪武十五年，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来朝，帝“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成化十七年，“贵州程番知府邓廷瓒奏，本府学校中有土人子弟在学者，宜分别处置，以示奖励。上曰，蛮夷向化，其意可嘉，既已建置生徒，有同内地，则一体相视，原无分别。只科举文义，未易猝办，先应岁贡生员一人，俾观光上国，相劝于学，以称立贤无方之意”；“弘治初，提学毛科以文试土生，仿廷瓒意，多奖励。会土官铁氏负固，其姻家有毛氏土生入试，科优礼之，取高等，譬以大义，令谕铁氏使归顺。铁氏大感，与毛氏相约，纳赋税入贡”，“其后，蛮民亦稍稍有向学者”（均见《蛮司合志》卷二）；嘉靖元年，贵州巡抚汤沐上治苗之策云：“严饬土学，几土舍应袭者：十以下俱饬入学习礼，否则不许起送袭替。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几一切补廪科贡与军民武生一体。则礼教可行，夷俗可变”；“皮林苗吴国佐，少入学为永从县生员”（均见《蛮司合志》卷三）。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这与《明史·职官志四》所载“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是相一致的。（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洪武时命普定军民知府者额部众的子弟“入国学”，成化时允准程番府“岁贡生员”，均属此例。据《土官底簿》，《都{K23C178.JPG}五堡三坑等处巡检司巡检》条载，“正统七年，保男监生申祐袭职”，证明贵州土司确曾实行送子弟入国子学之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除“相劝于学”外，还可“观光上国”，直接在京城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其待遇与“军民武生一体”，一视同仁。
    关于科举制。据《黔书》卷一载：“贵州设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贵州生{K23C178.JPG}就试湖广。宣德元年，诏云贵合试。至嘉靖十四年，乃从巡按王杏、给事中田秋之请，开科于贵州”。贵州设科，给土司地区予直接影响。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万历时，“有土舍杨载清者，应袭推官，尝中贵州乡试，命于本卫加俸级优异之”；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载：“万历乙未进士喻政，贵州铜仁长官司人，登第后，奏长官李氏虐用其民”。有的土司或土司地区之人举中一事，说明明代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的学校与科举之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
    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据《明史·朱燮元列传》载，崇祯间，平定水西安氏、永宁奢氏之乱后，水西宣慰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欲乘其弊郡县之，时贵州巡抚朱燮元上书谏乃止。“燮元乃裂疆域，众建诸蛮”。复止疏曰：“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K23C179.JPG}，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为长官司者十有七，数百年间未有反者。非他苗好逆而定番忠顺也。地大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就是说，明统治者鉴于土司地大势强易为反叛的事实，采取历史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故伎，试图通过和平手段使土司力分易制而就范。这一做法，后人赞为：“识者皆诵其言”（《蛮司合志》卷三），“西南由兹永宁”（《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此策，对后世影响颇大，清雍正时，推行分袭之法，所谓“其势既分，心即离异，日后纵欲鸱张，其中必互相掣肘，或畏惧相戒，则其邪谋自息矣”（见《硃批谕旨》卷二），就是在朱燮元这一治苗之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这以永乐时对待思州、思南两土司最为典型，在严惩为乱土司后，分其地为八府四州。
    （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据《土官底簿》，《都{K23C178.JPG}五堡三坑等处巡检司巡检》条载，前任大万山长官司长官申世隆之孙申俊，该宣慰使田大雅举保到部，永乐元年除授都{K23C178.JPG}五堡三坑等处巡检司巡检之职，“景泰四年，三司又保嫡孙申秩承袭，本部仍参不系世袭，三月二十九日，奏准发回为民。文选司缺册内查得成化十年七月除流官朱光”；又《婺州县知县》条载，田任信“不系世袭官员，患疾，本县见有流官知县孙骑管事，难以准袭，具奏，将本人送顺天府，给引照回原籍讫”（《县丞》条，也有相类记载）。可见，明王朝对这些“并无世袭之文”的土司，当取消其承袭权以后，一般均采用“发回为民”的坚决措施。
    （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万历时，“吏部覆巡抚胡桂芳奏：‘金筑安抚土舍金大章乞改土为流，设官建治，钦定州名，铸给印信，改州判为流官。授大章土知州，予四品服色，不许管事。子孙承袭，隶州于贵阳府。’遂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说明，明王朝对自请改流的土司，除剥夺其治理权外，仍保留相当职衔，予以优待。
    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谕言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各安其生。”其措施也较为得当，故《明史》作者曾评论道：“明初御蛮之道，其后世之龟鉴也夫”。（均见《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