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就文化思想运动而言，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构是它的重要内容，而中心一环则是“孔教复原”。“孔教复原”一语见于1901年梁启超所作的《南海康先生传》，是他对康有为所从事的儒学改造工作的概括。其实，这一时期谭嗣同、宋恕等人对儒学的改造，所采取的也是“孔教复原”的方式。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学具有复杂的性质和影响。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业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来说，它乃是斩不断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康有为等维新派思想家的心目中，儒学既是传播西学、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障碍，又是一笔可资利用、必须审慎对待的精神资源、历史遗产。在他们看来，作为对中国思想文化最高权威的孔子的解释权，虽一直握在封建统治者、守旧势力的手中，但若夺之而为我所用，作用将是巨大的。他们认为，对于孔子和儒学，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应是通过改造、重塑而利用之。他们提倡“孔教复原”，正是要对儒学作一番改造，使其资产阶级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推行资本主义变革的工具。在这场斗争中，康有为等人一方面将孔子抬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一方面却又对后儒之学作了猛烈抨击，所采取的乃是尊孔子而批后儒的战术。至于被他们神化了的孔子，则是他们所重塑的新的资产阶级的孔子。
    一
    所谓“孔教复原”，顾名思义是要恢复“孔教”（即儒学）的原貌、真相。康有为等人所设定的前提是，孔子学说原本极好，但在孔子之后，经一些后儒之手，它已逐步变质、走样。这变了质、走了样的儒学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种种消极影响。因此，今日当务之急是揭示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误解、歪曲和篡改，恢复其本来面目。为此，康有为等人先后描述、提供了各自的孔学、“孔教”变质史，揭露了历代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背离、背叛，对后儒之学作了一番清算。所以，戊戌时期的“孔教复原”，重要内容是抨击后儒、批判后儒之学。而被他们指责、否定的后儒，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1897年康有为认为，孔子学说被误解、歪曲、篡改，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注：康有为：《礼运注·叙》。）因此，孔教复原工作应从“排斥宋学”、“排斥歆学”、“排斥荀学”入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到1901年，他又把孔学的变质上溯到曾子。他说，“盖孔门传学二大派，而有子、曾子为巨子宗师也。”其中，有子“传升平之学”，而曾子则“传据乱世之学”。曾子之学“专言省躬寡过”，大背孔学宗旨。可是，由于有子早卒，“其道不昌”，而曾子却“最老寿，九十余乃卒”，而且“弟子最多，故其道最行”。经由曾子及其弟子之手，“孔子之学隘矣，此儒教之不幸”（注：康有为：《孟子微》卷八。）。这实际上是认为，孔子去世不久，孔学即开始变质、走样。康有为又认为，曾子、荀子等人对孔学尚只是因为理解、接受的偏差、片面而误传，而刘歆则是有意篡改、作伪，故危害更大。因此，今日的“孔教复原”，首要任务是“排斥歆学”。其实，康“排斥歆学”实际上是要否定、推翻流行已久的古文经和古文经学。
    谭嗣同所提供的孔教变质史则认为，孔教的变质始于荀子，荀子乃是败坏孔子之道的首恶。他说，孔子逝世后孔学衍为两大支，一支由曾子传子思，再传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再传庄子，“庄故痛诋君主”，坚持孔学“民主之义”（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不幸的是这两大支派“皆绝不传”，到战国末荀子遂“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由荀子“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接下来败坏孔子之道的尚有叔孙通、刘歆、桓荣、韩愈、孙复等。此后，诸儒皆“出于宋儒胯下”（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谭嗣同认为，在这一连串败坏者中，荀子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他全面篡改了孔子学说，从此孔学“尽亡其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