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言之，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所倡导的“孔教复原”，本质上是一场儒学革新运动，旨在使孔子和儒学资产阶级化。
    对于实现儒学革新，他们的心情是急切的。因急于使儒学资产阶级化，并让这种新儒学在变法维新事业中立即发挥其作用，他们对于儒学革新采取了极其简单化的手段。他们的革新，实际上只是利用原始儒经中的某些“微言”来表述资产阶级的新义，用儒经中的某些片言只语无端附会西学、西政。比如，他们宣称，儒经中的“谋及卿士”即是上议院，“谋及庶人”即是下议院，仁即是平等，“佛肸公山之召而欲往”所反映的即是“民主之义”，“三世”说即是进化论、变革论，以至“有朋自远方来”即是学会……等等。经过他们的这番新解，于是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平等统统都成了孔子学说的真精神亦即所谓“孔教之原”。尽管他们一再宣称，这些并非他们所强加，而是孔子学说中所固有，我们从孔子种种“既晦之辞”中完全可以体悟到这些“微旨”、“精义”，但实际上，是将西方一切先进、积极的东西，也就是当时他们所要提倡、所要在中国建立的东西，统统都说成是“孔教之原”。
    与此相应而更为荒唐的是，他们又宣称，当时西方诸强国所贯彻实施的实际上乃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一再说：“外国全用孔子制。”（注：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外国乃用吾经义之精”，“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五。）。西方的议会制度、政治平等，以及种种“保民、养民、教民之道”，“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注：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宋恕也说，《四书》、《五经》“何语不与今之泰西政教、论议若合符节？”“欧洲好书全在此书（按：指《论语》）之中。”（注：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尊孔类》。）他们所以大谈这类奇谈怪论是要说明，“孔教之原”、孔学的真精神即是西学、西政的基本精神，从西学、西政即可窥见真正的孔子之道。
    由上可见，康有为等人提倡“孔教复原”，实际上是借“复原”之名，以孔学为外衣来包装西学，在孔学的旗号下贩运西学，使西学取得等同于孔学的神圣性。他们所欲重建的儒学，形式和外壳是孔、儒，而精神、灵魂则是西学。
    可以这样说，康有为等人所倡导的“孔教复原”，乃是他们对西学东渐所作的一种特殊回应，是他们接纳西学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他们所以这么做，是试图避免西学与孔学、与中国的固有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以收到既堂而皇之地接受西学，又不放弃、损害中国本土文化主导地位的效果。这在封建旧势力和“中学”还很强大的戊戌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样做不仅模糊了西学的面目，也模糊了孔学的面目。最终既不利于吸取、引进西学，也不利于对孔学作科学清理。当梁启超放弃“保教”的主张后，对此曾有过正确批评。他说，康有为等人硬“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孔学，其良苦的用心是让人们因崇信孔子而接受西学，可是结果势必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人们“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注：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康有为等人的“孔教复原”，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实现中学与西学融合所作的一种努力。但是，他们不是实现两者的有机会通，而是硬将异质说成同质，所求的是两者主观、人为的同一。在这种结合中，中学与西学始终是瓶与酒的关系。这种你是你、我是我的“结合”显然不会产生什么新质。
    康有为等人倡导“孔教复原”，旨在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欲使儒学超越传统，实现近代化，即从封建的旧儒学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新儒学。但是，他们所作的革新基本上是外在的、形式的，严格说来只是重新打扮、包装而已。那时，他们尚无能力，也无足够时间对儒学的精神资源作全面、科学的清理与辨析。他们并未能真正找到儒家精神、文化理念与近代化的结合点。虽然他们主观上力图赋予儒学以“新义”，但他们所赋予的“新义”并未能在儒学中找到充分的内在依据，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硬贴上去的附加之物。既然是非科学的，自然缺乏生命力。从“立”的方面来说，这场儒学革新并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