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照常人理解，所谓“孔教复原”自然是恢复原始儒学。而以常理来说，所谓“孔教之原”亦即原始儒学应体现于原始的儒家经典。可是，康有为等人对儒家的原典并非全都崇信，甚至时而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不满情绪。从这个重要角度，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出他们对原始儒学的真实态度。进而可以断定，他们的所谓“孔教复原”是另有所指的。
    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主要门弟子的言行录，是了解、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的直接资料。自宋以来，《论语》系“四书”之一，“拔在六经之上”，具有无上的权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也正像康有为本人所说，长期来国人“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注：康有为：《论语注·序》。）。然而，康有为却对《论语》公开表示不满，提出了颇为尖刻的批评。首先，他一再贬低《论语》的史料价值。早在百日维新前他在广州讲学期间即认为：“《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注：康有为：《长兴学记》。）“《论语》虽孔门真传，然出于门弟子所记载，各尊所闻，各明一义，不足以尽孔教之全体”。（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其二，他又对《论语》的真伪表示怀疑。他说，“自郑玄以鲁、齐论与古论合而为书”，于是，《论语》“真伪混淆，至今已不可复识”。（注：康有为：《论语注·序》。）虽然，康对今本《论语》的真伪未作断语，但他既将其置于“疑信之间”，就大大损伤了它的权威性、神圣性。其三，更重要的是，他对《论语》一书的思想倾向严重不满，公开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论语》乃是“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因此，《论语》“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于大同神明仁命之微义，皆未有发焉。”它“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注：康有为：《论语注·序》。）虽然，康有为把《论语》的“谬陋粗略”归罪于编纂者“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注：康有为：《论语注·序》。）但这毕竟是对《论语》一书的直接批评、严重贬低。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原始儒学的不满，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这样。
    对《论语》提出质疑的尚有谭嗣同。他也认为《论语》一书存有“伪窜”之处。比如，《述而》篇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说便“显然与公理相背，决为理势所必不能行”（注：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与唐绂丞》。）。他还认为，其他儒经中也存在一些“显悖公理”的内容。比如，《周礼》关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与夫饮食衣服之属，独纷然侈汰，以恣肆于万民之上”，便“显悖公理”。“又如议亲议贵之条，尤乖平等”。（注：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与唐绂丞》。）他明确表示：“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注：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与唐绂丞》。）可见，在他们心目中，即使是儒家的真经原典也并非句句是真理，不可盲从、尽信。
    对儒家真经原典的不恭，我们尚可举宋恕为例。宋曾云：“王介甫谓‘《春秋》为断烂朝报’千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无意成一巧对。”（注：宋恕：《六字课斋津谈·读经类》。）这虽带有戏言的性质，但无疑反映了他对《春秋》与《周易》的评价甚低。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宋恕对孔孟与儒经所尊崇的古代圣王的不敬与抨击。众所周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孔孟心目中的大圣，周初社会乃是孔孟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儒家原典充满了对这些先圣先王的崇敬与歌颂，而《尚书》所录大多是先圣先王的训诫、论议。孔子自称，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中庸》则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此，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云：“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就是说，孔子的“道”与“法”，即是尧舜文武的“道”与“法”，两者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先圣先王之道乃是儒家原典的重要立论依据。然而宋恕却说：“家宇之弊，极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注：宋恕：《致夏穗卿书》。）竟认为周初乃是一黑暗时代，武王与周公对人民的压制更甚于桀纣。不仅如此，他又进而“不满姚、姒，深薄子、姬”（注：宋恕：《又致定夫书》。），将指责的矛头扩大到舜、禹、汤。若按宋恕的看法，孔孟与儒家原典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尊崇、赞美均属错误，孔子的“祖述宪章”实为不当，而《尚书》中的各种《典》、《谟》、《训》、《诰》、《誓》、《命》等均毫无价值可言。
    谭嗣同在《仁学》中还半隐半显地流露了他对现存儒家原典的总体不满。他说，孔子生于“据乱世”，其时“君子之法度，既已甚密而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人之心，而猝不可与革”。对此，孔子是“无如之何”的。（注：谭嗣同：《仁学》二十八。）这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形势迫使孔子不得不将其学说的精神宗旨“托诸既晦之辞”，而“其见于雅言”者则“不能不牵率于君主之旧制”。（注：谭嗣同：《仁学》二十八。）他的结论是，孔子所遗“雅言”都是“据乱之雅言”，“亦止据乱之世之法已耳”，（注：谭嗣同：《仁学》二十八。）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这些说法无疑使儒家原典的神圣性大大地打了折扣。谭又曾说：“焚《诗》、《书》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诗》、《书》愚黔首，嬴政犹钝汉矣乎！”（注：谭嗣同：《仁学》三十。）竟认为现存的“牵率于君主之旧制”的儒经乃是愚民的工具。
    对儒家原典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对原始儒学的态度。康有为、谭嗣同、宋恕等人对儒家原典的种种议论，特别是他们内在的情绪说明他们对儒学的不满，不限于后儒之学、流行儒学，实际上还包括了原始儒学。他们的“孔教复原”，并不是要简单恢复孔子的原始儒学，而是借“复原”之名，行革新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