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孔教复原”的口号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尚有一“教”字。康有为等人宣称，“孔教”原本是宗教，孔子乃是创教立法的神圣教主。因此，今天进行“孔教复原”，另一重要任务是将它再建为全国性的宗教，确认孔子的教主地位。所以，他们在重塑孔子的过程中又不断神化孔子。经他们重塑的孔子，不仅是资产阶级化的，他又是一尊代天立言的神。康有为等人所以欲将孔教“复原”为宗教，固然是想通过神化孔子使其拥有更高的权威，来为变法维新作更有力的辩护，但同时也是出于他们维护、完善本土文化的苦心。
    康有为等人欲建立孔教，明显是受了西方基督教的启示。通过接触西方文化，了解西方社会和历史，他们深深感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西方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均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以至“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由此他们认为，缺乏宗教传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为了完善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而致中国于富强，所以他们主张建立孔教。在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急于建立孔教，又是为了排拒正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对于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势力在华的渗透扩张，他们始终心怀忧虑，认为它对中国本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早在1891年康有为就曾说，西方“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注：康有为：《答朱蓉生》，《康有为全集》卷一。）对于西教在华渗透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估计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遏制其渗透扩张，捍卫中国本土文化，就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建立孔教。
    在中国古代，儒家、儒学的确具有一些宗教色彩。比如，长期以来中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它只准信仰，不容怀疑，这种对孔子和孔学的崇信显然具有信仰主义的色彩。再如，中国从京师到各府州县均有孔庙，而且有一套法定的祭祀典礼，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实际上已等同于神。此外，孔子本人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后世儒家多提倡“神道设教”。但是，仅此并不足以说明孔子之教即是宗教，仅此也难以发挥孔子之教的宗教功能。为使孔子之教“复原”为宗教，发挥其宗教功能，康有为始终“以神秘性说孔子”，对孔子极力神化。他宣称，孔子乃“黑帝降精”而生，“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又说；“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故孔子之言，非孔子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制与义，非孔子，天之制与义也。”（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五。）这类言论甚多，兹不赘引。显然，这些更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而是康有为依据纬书所硬加的，因此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康有为的本意是欲通过这番塑造，增加新孔子和新孔学的神性，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更易流行，但实际效果并不佳。事实上他所塑造的这尊神象，既不为守旧势力所承认，也未得到新学家们的认同。
    由上可见，康有为等人所发动的“孔教复原”，乃是一场批后儒而尊孔子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流行儒学遭到严厉无情的批判，以至某些儒家原典也受到触动、批评，但孔子的地位却越抬越高，变得更加神圣。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反映了他们既欲改造又欲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引进西学又要维护中国本土文化主导地位的复杂心态。而他们所以尊孔，同时也是为了使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能“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他们认为，孔子乃是中国人长期来“所同戴而诚服者”（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高举孔子的旗帜，不仅能统一中国的民心民志，而且可以剥夺顽固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维新的借口。所以，康有为等人的尊孔，又具有从顽固守旧势力的手中“夺旗”的性质。总之，在他们看来，批后儒而尊孔子，乃是圆满处理、解决以上种种复杂关系的一种最佳选择。
    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所发动的“孔教复原”，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作为一次对儒学的清理与批判运动，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儒学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使它遭到沉重打击，并引发了辛亥和“五四”时期对儒学更深入的清算。作为一次在孔学的外衣下引进西学的运动，它实际上使西学获得了等同于孔学的神圣地位，这就为西学的传播起了清除障碍的作用。但作为一次尊孔运动，它又使孔子被神化，这又给科学地清理孔学增添了障碍。对此，我们应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