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下面仅以水西宣慰司为例，以窥见贵州土司贡、赐情况之一斑。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洪武初，水西宣慰霭翠归附后，“每年贡方物与马”；洪武二十年，奢香“进马二十三匹”；二十五年，“香复遣其子妇奢肋及其部长来贡马六十六匹”。对此，朝廷给予大量回赐。洪武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帝悦，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二十五年，安的来朝“赐三品服并袭金金带、白金三百两、钞五十锭”，同年“又赐香银四百两，锦绮钞币有差。自是每岁贡献不绝”。可见，明王朝对恭顺土司是不惜以回赐形式用重金加以宠络的。
    明代贵州土司赋税制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洪武初，贵州、思州、思南诸土司虽先后归附，但明王朝尚无力南顾，故尚未定税额。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等发修职贡，最恭顺，……赋税听自输纳”。当明政权渐趋巩固后，开始制定贵州土司税额，但给予优宠。史称，洪武二十一年，“自今定其数以为常，从宽减焉”（均见《明史·贵州土司列传》）。
    关于明代贵州土司的租赋数量。据载，洪武时，水西宣慰“每岁定输赋三万石”。永乐时，普安土司“地阔民稠，输粮三千余石”（均见《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万历时，“苗坪夭漂皆请奉贡赋，岁输赋二十四两。夭漂五十七寨岁输米一十二石，贡马二。苗坪九十九寨，岁输二十四石，贡马四”（《蛮司合志》卷三）。不仅土司地区税额较低，就是整个贵州地区，也是“赋不敌东南小郡焉”（《黔书》卷一）。但联系其时贵州土司地区经济落后状况，这些负担也是不轻的。
    定了税额以后，也有蠲免之例。据载，洪武二十一年，部臣以贵州逋赋请，帝曰：“蛮方僻远，来纳租赋，是能遵声教矣。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蠲免”（《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宣德时，水西宣慰头目阿闭妨宜与普定卫西堡长官蛮民阿骨阿哈共为乱，“朝议主抚，谓蛮夷僻远，不宜与争，第宽以抚之，使之自来，因尽蠲其户丁银粮诸赋税”（《蛮司合志》卷二）。前者免收欠租，是明初统治者对“蛮方”的优待；后者蠲除赋税，则是土司地区的反抗活动迫使统治者让步的结果。
    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如，万历朝，贵阳苗寨有也香狗场，“酋长老顶宋已归附，输租赋有年，顾贫甚，岁比逋负不得偿”。有的甚至因此被逼反。如，嘉靖时，“会铜仁苗欠逋赋，知府按逋籍责见户，见户且亡命，知府乃责其土官偿之。于是平头长官者怀印与所部诸苗奔逃至蜡尔”，并“称兵反”（均见《蛮司合志》卷三）。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据载，“贵州宣慰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司，每司锐卒数千”（引自《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贵州总部杂录之二），可证。
    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清、孙承泽说，贵州民族地区“每一梗阻”，“朝廷遣将证讨，多藉土司之力”（《春明梦馀录》卷四十二），是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的。其中主要记载有：《蛮司合志》卷三载，都匀部苗王阿向反，令土官安万铨“攀崖援木以上”，“遂斩阿向及贼党十余人，凯口尽平”。《土官底簿》则载，镇远府通判杨瑄，正统十四年，因“杀贼有功，升从五品。成化二年，调领民兵征进茅坪等处阵亡”（《镇远府通判》条）；“刘枢，原系贵竹长官司土民，正统十四年，洪江邛水贼寇反叛，指挥张贵招谕民兵将，男刘仲成等充总甲，刘枢及弟刘机充当敢勇，随同张贵杀贼”（《的澄河巡检司巡检》条）；此处，罗补孟、宋海光、黎渊等人均以攻讨本地夷民反抗有功而被授予巡检之职（分见《新添卫新添长官司翁城河土官巡检》、《宣慰司谷龙巡检司土官巡检》、《黄沙渡巡检土司官巡检》条）。象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
    宽宥。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洪武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家，宜并罪。帝曰：‘蛮人鸱张鼠伏，自其常态，勿复问’”。此中，除去侮辱性言辞不论，对有罪土司“勿复问”，则是体现了对土司的宽大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