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制度是汉代的一个特殊问题。它不仅对汉代的政治影响很大，而且性质与一般的官吏不同。它出现得很早，《汉旧议·补遗下》、《通典·职官二》、《汉官仪·卷下》等书，均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但文献并未记载夏、商、周三老的具体活动，考古也未发掘出这方面的材料。从春秋开始，才有关于三老活动的具体记载，如《管子·度地》、《墨子·备城门》、《左传》、《史记·滑稽列传》、《通典·诸卿下》等书，都记载了春秋时期三老的具体活动。《通典》载：“孙卿在齐为三老，称祭酒。”孙卿曾为吴王阖庐治兵，阖庐元年为前514年，可知至少公元前六世纪初齐已有三老。《史记》载西门豹为魏文侯治邺时，曾惩治鱼肉乡民的三老。魏文侯元年为前446年，说明至少公元前五世纪魏已有三老。但三老作为一种制度盛行是在汉代，汉代不仅三老的地位很高，而且它的作用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汉代的三老共有四级：乡三老、县三老、郡三老、国三老。乡、县三老置于汉王二年（前205年），郡三老见于西汉末年，设置的具体年不详，国三老最早见于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汉书·王莽传上》）
    元朝初年，方回依据汉朝县界的大小推断，“假如县方百里，则为方十里者百，十亭一乡，则一乡（应为县）当有十乡，乡二（应为三）老当有十人，各掌一乡之教化。县三老者，其当掌县城中之教化，且兼掌十乡之事乎。”（《古今考》卷12）文献、碑文和地下发掘证实，方回的推断大体可靠。由此看来，当时乡、县三老的人数相当可观。
    汉推行三老制度，行养老礼，是为了巩固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乡、县三老置时，楚汉战争正在进行，双方胜负未定，刘邦为了战胜项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置乡、县三老就是重要的一项。王若虚称赞班固的《汉书》全文记载新城三老董公说汉王之词，批评司马迁的《史记》记述得太简（《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梁玉绳很赞赏王若虚对班固与司马迁的评论。同时他又在除秦社，更立汉社稷处，引用刘辰翁的话说：“《汉书》此处有复关中、除租税、置三老、举行能、赐酒肉等政，是兵间规模宏大收拾人心处。子长失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王氏、梁氏、刘氏对司马迁的批评既中肯，又切中要害。班固因为摸透了刘邦采取这些措施的用心，和这些措施对战胜项羽的重大作用，所以从置三老到三老的活动都有详尽记载。
    自封为天子的皇帝，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并“自为下说”，同样是为了收买人心，骗取臣民的拥戴。每举行养老礼时，“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后汉书·礼仪上》）。“行乡饮酒”是为了收买知识分子，使这些未来的官吏，忠于汉朝，为维护和巩固汉朝的统治制造舆论。养老礼并来给广大百姓带来实惠，这一点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王夫之就说：“养老之典，有本有标，……养老于庠，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标也；制民田里，教之树畜，免其从政，不饥不寒，而使得养其老，奉也。……明帝修三老五更之礼，养李躬、桓荣尽敬养之文，于时之天下，果使家给户饶遂其衣帛食肉以奉其父母乎？抑尚未也？民未给养而徒修其文，则固无以兴起孝弟而虚设此不情之仪节矣。虽然，文与质相辅以成者也；本与标相扶以茂者也。”（《读通鉴论》卷7，明帝）养老礼虽然是虚伪的，但从“文与质相辅以成”，“本与标相扶以茂”，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养老之礼，对巩固汉朝的统治，确实起过重要作用。
    三老的职务是掌教化，教化就是造舆论搞宣传，通过三老对臣民进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志二十八》）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对巩固汉政权的重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三老不仅掌教化，甚至“受田器”的工作也让他们去做。汉武帝末年，推行赵过的代田法时，“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汉书·食货志上》）里父老参与受田器，是因为他们会种田，三老参与受田器，是借用他们的崇高地位，提高人们对受田器的重视。三老的职务是掌教化，但他们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教化的范畴。
    三老中能人很多，它们为汉朝的建立与巩固，立过汗马功劳。顾炎武称：“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日知录集释·政事乡亭之职》）吕思勉先生说：“汉世三老，体制甚尊，其人亦多才智。”（《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三节官制）的确如此，下面以乡三老董公、县三老茂、郡三老王閎等人为例，略加说明。
    楚汉战争爆发不久，项羽杀死义帝，新城三老董公敏锐地感到此事可利用，于是他遮说汉王：三军素服，为义帝发丧，动员诸侯及百姓，讨伐项羽。楚汉战争开始时，很难说明哪方正义，哪方不义，项羽挟持义帝，又是霸主，在舆论上军事上都占据优势。自刘邦接受董公的建议，以“杀主背义”为罪名，率诸侯征讨项羽，舆论便发生了有利于刘邦的变化。接着，军事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顾炎武称：“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日知录集释·政事》）刘邦于汉王二年三月为义帝发丧，四月田横起兵反项羽，立田广为齐王，迫使项羽东西两面作战。
    董公的建议，使刘邦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把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变成“讨逆”战争。项羽杀义帝是在汉王二年十月，到三月，刘邦的谋士们均没有提过这种建议，当董公提出来时，刘邦很为赞赏，高兴地说：“善！非夫子无所闻。”（《汉书·高帝纪》）由于董公的建议至关重要，所以许多史学家很为重视。方回在评论这一建议时指出：“天下之大，未有一人能建大义如三老董公者，其遮说之辞……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皆不能建此说何也？人才隐而在下，岂可少乎？”（《古今考》卷13）王若虚高度地评价“殊切于义理”（《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引用了王若虚这句话。李贽评论此事时，加了“正法”两字的批语（《藏书》卷2）。这些都充分肯定了董公建议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政权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