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这位为两岸尊崇的“革命先行者”，身后获得的声名足以弥补其生命短暂留给世人的遗憾。中国学者们关于他的思想言论、行为、出身、家族以及革命同仁等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孙学”了。但是，如何创新孙中山研究，已是学人不能回避的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为研究中心，希望为此提供些许经验。
    一
    孙中山晚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彰显他为天下计的苦心孤诣。学界对前两部分的研究多有涉足，对后者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是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是《民权初步》内容本身。该书如孙中山所说，主要摘录于“西国议学之书”，“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注：《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385页。）。因为“沙德氏之书”，一是“条分缕析，应有尽有”，“议学之妙用”尽 在其中；二是“显浅易明”，便于中国这样的初学者。简言之，内容全面而浅显。
    第二是研究者的心态。孙中山是举世罕见的伟人，学人对其怀有景仰乃至崇拜的意识。像《民权初步》这样一本文字繁琐、思想平淡的书，不仅不能说明他的卓越见识，反而有损于他革命理论家的道德权威。因此，对该书就采取避之不就或者一笔带过的做法。
    第三是孙中山研究“热点”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或近代化）”这个主题，开发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但中国社会本身对政治现代化，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这本试图规范公民政治行为、促进政治现代化的书，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
    第四是研究方法。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存在形式（专论、演说、电文、书信、图片等）、发掘资料的困难以及研究方法的陈旧等障碍，很难为“孙学”带来新气象。在我们看来，要突破困境，最好在研究方法上寻找出路。然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突破。相反，国外学者倒是进行了新的尝试。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将孙中山定位为“折衷主义者”，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来分析他的行为动机。作者指出，由于“他（指孙中山——引注）既要保持一种和蔼可亲、宽容大度的姿态，又要用棍棒强行把民主思想灌输进他的同道们的头脑之中，他肯定会为此而倍感难受。因此我们发现，一方面他在为赢得对中国的完全的、毫无争议的控制而奋斗；另一方面他又常常离开政治领域去写作、研究和教育人民。……很明显，孙逸仙认为他只是一个要为中国人民带来道德上的改变，才去寻求权力的人。在引退问题上，他的动机与甘地的动机相类似，他要从政治上退下来，去思考和写作，从而在人民中创造出一种革命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将是防止中国退回到古代中华帝国去的最好的工具。”（注：[美]威廉·H·布兰察德：《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戴长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结论成立与否，姑置不论，但是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孙中山革命行为的动机，就极具新意。
    在回答了《民权初步》研究被“疏忽”的原因后，再来检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据笔者所见有两篇：第一篇简要阐述了《民权初步》的内容、价值、意义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可能彻底贯彻和执行它；那种企图以此作为改造当时社会现状的主要手段，更是空想。第二篇主要考证由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为何“漏列”了《民权初步》（注：徐梁伯：《被疏忽的研究课题：<民权初步>——孙中山关于民主参政基本规范的构建》，[南京]《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王士俊：《“小道”，关乎国事——以孙中山<民权初步>展开》，[长沙]《书屋》2003年第2期。）。很显然，这两篇文章对其内容本身，很少进行反思性的分析与评价。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民权初步》的研 究，笔者将按照两个原则进行：
    一是Back to text（回到文本）！
    二是Back to Sun（回到孙中山）！
    二
    所谓“回到文本”，就是仔细解读《民权初步》，暂时淡化（而非完全不虑及）撰写者 的动机和面临的具体情境。经过解读发现，尽管孙中山用心良苦地为国人设计了非常翔 实的参政议政规则，倾注了他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殷切期望，流露了盼望中国早日步入 富强之域的焦灼心情。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 以致之也。”（注：《孙中山选集》，第383页，第617页，第675页，第174页，第711-7 12页，第718页，第721页，第383页，第712页，第383页，第385-386页，第117页，第2 12页，第384页，第383-384页，第384页，第769页，第692-693页，第700页，第710-71 1页，第724页，第726、727页，第384页，第162页，第164页，第164-165页，第171页 ，第173页，第116页，第117页。）
    这种论断，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其用意在于将中国民众与满族统治阶级划为两个明显的对立阶级，激发前者对后者的仇恨，唤醒前者的斗志，达到颠覆后者的目的。但是，把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生活状况，仅仅归于“异族之专制”，就不明中国自古以来之社会结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主要受制于家族制度和官僚制度。家族作为较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乡村社会极其泛化的组织存在形式；官僚作为社会权威的支撑，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阶层，取得了社会控制的组织优势。再通过“官本位”这个扩大化的社会价值，把二者贯通起来。也就是说，所谓的“官本位”，最后都将经由“家族本位”来体现与完成。所以，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和载体，所谓中国民众“一盘散沙”就未必成立。其实，孙中山还多次谈到“一盘散沙”（或“一片散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