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这个题目，是依据个人长期的探讨，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公元1644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大变革的一年。这年春天，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农民军从西安出发，像奔腾的怒涛直泻千里，席卷了整个黄河流域。明王朝覆亡了。就在大顺军占领北京，迅速地接管明王朝的残山剩水的时候，山海关战役爆发了。战役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顺政权仿佛极地的冬日，刚刚升起就落山了。对于这种暴兴暴衰的现象，人们作过许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清兵太强，大顺军不是敌手。
    （二）大顺军进京后迅速地腐化了，从将领到士兵追欢逐乐，斗志锐减；大顺政权也不再关心民间疾苦，丧失了民心。
    （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终于演出了骄兵必败的悲剧。
    （四）由于所谓的“流寇主义”，大顺军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
    （五）近来又有一种新的解释，把大顺政权的失败归因于李自成等领导人的战略方针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如果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不去攻陕西，而是从襄阳东下南京，占领江南财赋之区，巩固东南之后再逐步北伐西进，大业自然可成。起义军领导人却未能忘情于自己贫瘠的家乡陕北，急于衣锦昼游，终于铸成大错。
    这些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也不能说没有点根据。但是，用当时的事实来检验，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说法逐个地进行剖析。
    （一）毫无疑问，就军事素质而言，清军的作战能力超过大顺军。这是因为，满族社会当时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跃进阶段，富于朝气；满洲贵族的军队是从八旗子弟中选拔的，他们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而大顺军虽然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但它从崇祯十四年才进入大发展时期，兵员数达百万，久经战阵的骨干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战斗经验不足的新兵和觉悟不高的明朝降兵。那么，能不能因此就得出满洲贵族注定要统一全国的结论呢？不能。理由很明显，满族受到了本身人口太少的限制，可以动员的全部满族兵力按通常说法只有十万左右。依靠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要实现征服和统治全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细察清初用兵，不难看出两大特点：一是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蒙、汉同盟者，对他们不惜高爵厚利，原因就是意识到自己兵力不足。其次，清廷总是竭力避免分散兵力，占领北京以后，八旗禁旅屯驻于京师，攥成一个拳头，关键时刻一拳砸下去，打胜了又撤回来。清前期驻防外地的满洲八旗军队数量极少，大部分地区是依靠汉军和绿旗兵攻占和驻守的。借用一句俗语，这种用兵方式可称为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是，光有刃不成其为刀。清王朝是个全国政权，没有各省直，光有北京地区，成不了清帝国。换句话说，没有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就没有清帝国，所以，探讨清廷得以排除大顺政权而取代明王朝的原因，关键在于弄清楚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在汉族内部比较团结一致时，同清军作战往往能取得重大胜利。例如，顺治九年，大西军联明抗清的过程中，李定国所部不过五万士卒，却在桂林、衡州两大战役中夺得重大战果，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都被击杀。如果不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孙可望妬贤嫉能，激化了同李定国的矛盾，军事上还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人们都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后期，张献忠部的实力逊于李自成，而李定国部又只是大西军中的劲旅之一，为什么大顺军全盛之际却没有取得一次类似的战果，反而节节败退呢？这说明，单纯强调清军实力雄厚，解释不了大顺政权灭亡的原因。
    （二）说进京之后腐化是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根本违反事实。对这种论点应当从两方面指出其谬误。一是史实方面，依据仔细审核有关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吏治是清明的，军纪是严格的。个别的腐化违纪现象固然有，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没有形成风气。就总体而言，大顺政权的新兴气象决不下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肇建之初的王朝。有关大顺政权“腐化”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从同它敌对的南明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官绅笔下涂抹出来的。当时正在北京的人士后来指斥大顺政权的“暴政”讲来讲去不外是追赃助饷，把官绅们整得很惨。个别造谣者当然有，可是这类谣言连在比较正直的官绅中都通不过（注：例如，陈济生在《再生纪略》中造谣说大顺军将士在京淫掠，“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当时也在北京的明朝官僚杨士聪就力斥其妄：“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甲申核真略》））。这就提醒我们，引用史料时应当注意分析，不能不加鉴别地轻信当时农民革命的敌对营垒里编造出来的污言秽语。其次，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少想过一个基本史实：大顺军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进京的，四月十三日出军前往山海关平叛，此后就一败涂地，要说腐化致败应当是指这二十多天。请问，一支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在二十多天里腐化得不能打仗，可能吗？纵观我国历史，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建国的十几年里以至几十年里，一般都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大顺政权即便完成了封建化（在本质上说也就是领导人蜕化变质），又何至于在短短二十多天里就丧失战斗力呢？最后，根据可信的材料，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作战是相当英勇的，战役开始两天，吴三桂的五万劲旅就被打得焦头烂额，开始出现了瓦解的情势。假如不是吴三桂事先勾结好的清军突然参战，这支关辽劲旅必将很快覆灭。人们常常把刘宗敏当作“腐化”的典型，然而正是在山海关战役中他亲冒矢石，身负重伤，被抬回北京。这些事实表明，把大顺军的失败归咎于进京后的“腐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大顺政权不再关心民瘼，致使民心离散，纯属揣测之辞。前几年在一篇拙文中指出过，明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有如烈火燎原；清朝初年各地农民自发的反抗清廷封建统治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唯独在这两者之间的大顺政权管辖时期没有见到农民反对大顺政权的记载。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农民是站在大顺政权一边的吗？
    （三）大顺军进京后确有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李自成等领导人的麻痹轻敌，对满洲贵族的可能出兵干涉估计不足。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放弃京畿地区同这有密切关系。不过，用表现为麻痹轻敌的骄傲情绪来解释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是正确的，用来解释整个大顺农民革命的失败就是错误的。因为，从四月末大顺军放弃北京到十月清军大举进兵，其间还有五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控制的地方主要是辽东和北直地区，而大顺政权还拥有陕西、宁夏、甘肃、河南以及山西、湖北、青海的部分地区，人力物力都占明显优势，兵员数量仍大大超过清方。可是，从甲申五月以后大顺军的优势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现象上看是兵败如山倒，简直立脚不住。要说仍是因为骄傲情绪，实在说不过去。山海关的惨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易手，难道还不能使李自成等人从骄傲情绪中清醒过来吗？
    （四）不重视巩固地方政权的“流寇主义”是大顺军失败的原因吗？事情恰恰相反。大顺军的由盛转衰正是在占领区内普遍建立政权，中央和地方政权逐步完善的时候，也就是在所谓的“流寇主义”表现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有的史著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却引用“伪官单骑赴任”之类的材料说明大顺军不重视地方。其实，在崇祯十六年以后，大顺军由于占地日广，大批攻城野战的主力军转成了驻防部队，造成兵力分散，影响了集中力量同清军展开战略决战。“单骑赴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从西北到山东以至江淮地区几百个州县官员加上节度使、防御使、府尹等高、中级地方官都要带兵马拥簇上任，李自成恐怕也没有那么多军队可派。顺便说一句，作者所见清初派遣官员接管地方的材料中，也有不少是“单骑赴任”的。
    （五）至于说大顺军若是在战略上对头，先取南京、占领东南财赋之区，徐图北伐，就可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一厢情愿地为李自成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说根本不该西上去打孙传庭部的陕西官军，而应当顺江东下。须知明朝的官军并不像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由农民军领导人单方面决定先摘这一个，后摘另一个。看一下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秋的基本史实，不难明白李自成部原先是大举东进的，占领了同湖广省会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并且开始了向黄州进军。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孙传庭在十五年十月河南冢头战役中大败而回，重新整顿兵马需经相当时日，不可能对李自成的后方构成威胁。崇祯十六年春天，包括武昌在内的整个湖广，官军力量极其脆弱，李自成那时为了解决起义军的统一问题，处理了罗（汝才）、贺（一龙）事件，稳定和改编队伍需要时间，连收取武昌都顾不上。改编的完成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时孙传庭部官军也从冢头之败后重新补充整顿就绪，在明朝廷的催促下跃跃欲试了。十六年夏，李自成的主力陆续北凋，集中于河南西部，一场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决战即将开始。所以，李自成在这年夏季仍然没有东进，张献忠却看准了时机，由安徽西进，五月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昌。十六年九月，李自成部在河南郏县至汝州击溃孙传庭主力之后，乘胜夺取潼关，收取陕西三边，然后渡河东征，这在战略上也无可非议。明朝末年，官军的主力主要是陕西一带提供的（注：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明工科右给事中高翔汉题本中说：“秦中形胜甲天下，从来大将劲兵皆出其中。自流寇发难以来，悉藉秦兵为驱除。”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九九六页。）。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对于自己的家乡在明王朝统治中的作用具有清醒认识。如果李自成在郏县、汝州战役中击败孙传庭之后不乘胜追击，而是调头东下，那么孙传庭败退到潼关时收集的馀卒尚有四万人，大将也都还在。错过了战机，使孙传庭得到喘息和补充时间，秦军就将重新成为一支劲旅，李自成部主力东下，仍然有后顾之忧。可见，那种指责李自成犯了战略方针错误的人，并没有认真研究当时作战双方的态势。
    还应当指出，持这种论点的同志往往是以朱元璋为模式，同李自成加以类比。其实，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占领南京之后，首先巩固附近地区，徐图向外扩展，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北面存在着以小明王韩林儿为首的龙凤政权。“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龙凤政权国号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指朱元璋等占领的江南地区）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李文凤论断）返观李自成，他并不具备这样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作这种类比，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