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顺政权是一个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它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在这些政策中，一部分虽然是适应广大贫苦群众的呼声而制定的，并不违反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平买平卖”之类。另一部分却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实力派--官绅地主）的利益，如财政政策。明朝末年，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不断增加赋税，仅崇祯年间就三次加派，沉重的赋税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因而提出了同明王朝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大约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阳政权制定了“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现有史料表明，直到大顺政权的鼎盛时期，它在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管辖区里是不征收赋税的。襄阳政权时期，由于兵马不算太多，政权机构也比较少，粮饷费用尚不难筹措。甲申正月，在西安正式建国大顺，随着军事上的一帆风顺，兵员日增，占地日广，要解决数达百万的兵马供应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原来所采取的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库存钱粮，加上规模不大的屯田收入，远远不能保证需求。更早一些时候实行的打粮办法，这时更不能用，因为地方已经是自己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无非两种办法：一是收回“三年免征”的诺言，走所谓轻徭薄赋之路；一是坚持三年内免征赋税，另辟财源。大顺政权领导人选择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开辟的财源就是追赃助饷。这项政策推行的时间是甲申年春夏，正是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突飞猛进的阶段。追赃助饷的时间并不长，地区却极广，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把全部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到官绅地主身上，这在革命性上应当充分肯定，可是，它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地主阶级的归顺李自成，把他当作自己新的靠山，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李自成虽然也从政治上招徕他们，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何况，追赃过程中势必动用国家权力，刑拷相加，官绅体面随同他们的金钱扫地以尽。这对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之所及，他们内心的追悔和愤恨不难想见。例如，甲申二月，大顺军攻克太原，“署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初被执，贼桁夹之，勒出资。与之，复夹。泰哀告曰：‘放某，放某，尚能效一臂用。’贼不听，益以桁夹其头。泰痛恨，知不能生，愤曰：‘真贼，真贼，那有如此刑罚。’睛出脑裂死。”（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诸伪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谓贾令（指大顺政权商邱县令贾士俊）之虐则然，厩而闻各州县皆然。……所在伪官大略如此。是岂兴朝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郑廉：《豫变纪略》卷六）再如大顺政权在山东大搞追赃助饷，“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德州卫生员何振先乃夜见明御史卢世{K23C181.JPG}与主事程先贞曰：“公等知闯寇之意乎？既蕴隆之，又加火焉，不尽不已。此盖欲先明故吏无遗种也。为公等谋莫如起义复仇。”（乾隆五十二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下文又谈到何振先往兖州说大顺军将领郭升（原为明将）曰：“今李王新破燕京，当大赦天下，与天下更始。……又以其敕追掠荐绅先生，夫荐绅谁无故主之思？即使手无甲兵，然其负养廝役，实繁有徒。曲意抚之尚恐其不服，而乃以死道逼之耶？”这些话微妙地传达出了地主官绅的心声。
    当大顺军在前线节节胜利时，地主官绅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注：个别官绅地主中的死硬分子在出海关战役以前就已经狗急跳墙，公然与大顺政权为敌。如河北鸡泽县生员殷渊聚集乡勇于山中，拒绝大顺政权的招降。李自成率主力往山海关后，殷渊即飞檄附近郡县，煽动叛乱。（见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但已经是“人人饮恨，未及发也。”（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双方矛盾极度紧张，只是尚未表面化罢了。山海关战役以前，这种阶级对抗是潜在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官绅地主则咬牙切齿，伺机而动，准备夺回自己的天堂。由于当时的社会进程，封建制度还不可能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地主阶级的指望就注定了不会落空。实现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中的大顺政权如果举措得当，不遭受重大挫折的话，就将逐步地完成这种转化。史实表明，就在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深感失望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继续观望，等待着它的政策将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例如，有人对明降官庶吉士周钟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注：《甲申传信录》卷五。按：李自成进京前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杀人都极少，所谓“残杀太甚”即指对官绅追赃。）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借助于满洲贵族的兵力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历史选择了后面一条道路。
    汉族地主的叛乱是由原任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发难的。上文说过，现已查明吴三桂确曾一度投降大顺政权。大约在三月二十五、六日于赴京朝见李自成的途中（具体地点为河北省玉田县）突然变卦，回师山海关，从背后一举击败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该地的唐通部，夺取了关城，随即派副将杨坤等前往勾结清兵，实现了清吴联盟。这里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吴三桂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只是一员武将，他实际上是官绅地主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绥寇纪略》记载朱由检召见吴襄商议调吴三桂部入关堵剿时，吴襄就谈到其部下亲军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见该书补遗上）。朝鲜世子李{K23C182.JPG}在《沈馆录》中记载他随清军过锦州，曾在该城内周览吴三桂舅氏祖大寿、祖大乐的旧居，有这样一段描写：“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吴氏家族的豪富可想而知。吴三桂叛变之后攻占山海关，也仅仅得到当地官绅地主的支持。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指大顺政权所任命的文武官员）。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顺治元年七月吕鸣章等启本中自我表功，列举参与吴三桂叛乱的有吕鸣章、吕鸣夏、冯祥聘、佘一元、程印古、曹时敏、刘克望、高选，都是当地绅衿。启本中说：“臣等从平西王讨贼，凡措饷、鼓众、供炊、供马，以至清奸、弥变，皆属臣等数人。”（《录疏》，藏第一档案馆）这就清楚地表明，吴三桂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体现了汉族官绅地主的意向。第二、吴三桂的突然变卦，同大顺政权雷厉风行地推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他听到不利于他的家庭的传闻以后，认为跻身大顺朝新贵之列的美梦破产了，于是抢先发难。这个军阀之所以敢于扯起叛变的黑旗，是因为他的兵力比较强，特别是所在地理位置介于清、顺之间（中间隔着唐通部，唐部只有八千人，约相当于吴三桂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叛顺投清，有后路可走。这两个条件是其他地区的官绅地主所不具备的，因而顾忌较少。第三，如果不是吴三桂叛变，清、顺之间这场战役的进程将会有很大不同。清军统帅原先不敢硬攻山海关，计划取道蒙古地区破边墙入犯。这样，山海重镇就不致丢失，清军即便进入畿辅，也有后顾之忧。何况，吴三桂部四、五万人站在任何一边都将使双方兵力的对比相差十万，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
    吴三桂的叛变既是基因于大顺政权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清、吴联盟击败大顺军后又引起了连锁反应。黄河流域的汉族地主于饱尝起义农民铁拳之余，这时纷纷公开叛乱，先后投入了满洲贵族的怀抱。于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两次改换门庭另寻靠山。说他们软弱，自然是对的，否则就不致于那样急于寻求庇护；如果以为他们无足轻重，那就错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了他们，任何一个政权也休想站住脚。在史学论著中，常看到大顺政权占领北京后失去了民心的说法。这个论点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民”字的涵义，如果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一般群众，那是毫无根据的；解释为官绅地主却十分妥贴。顺治二年清淮扬兵备道杨在一件奏疏中说：“前明末岁，荒旱频仍，阛阓空虚，连年添兵措饷，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遂听信闯贼甘心诳诱，争先投降，秦晋瓦解，齐豫席卷。即畿辅金城汤池，不二日而陷没，则民心不固之害也。闯贼数月间抚有西北半壁，亦可谓神且速矣。而酷虐自恣，搜金银、焚室庐、屠苍赤、拷绅衿，瞬息之顷，蜂起鼎沸，曩之投降者又变为仇敌。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临，驱逐鼠孽如摧枯拉朽，则民心顺逆之验也。”（《皇清名臣奏议初编》卷一）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民心”前面一段是比较含混的，既包括了贫苦农民也包括了官绅地主；后面一段则确指那些原先投降“又变为仇敌”的官绅地主。
    为了说明问题，现将山海关战役之后三个月内大顺政权管辖区发生的叛乱事件编列为表，附于文尾。由于所见材料的限制，表中所列叛乱事件肯定有遗漏。不过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七十余次叛乱中，策动者除个别不详外，全部都是官绅地主，没有一例是贫苦农民起来反对大顺政权的。至此，我们可以转而讨论大顺政权为什么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的问题。在大顺农民革命的兴盛时期，总的来说它的后方是稳定的，但是并不巩固。其原因既不是由于什么“流寇主义”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也不是领导人不再关心民瘼导致群众失望，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绝对不可能巩固。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模式去硬套古代的社会。在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在农民革命高涨时期，地主阶级被迫在政治上屈服，它的潜在势力也不可忽视。农民领袖不能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对地主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农民们由衷地拥护革命，却由于缺乏组织不能形成农民政权的坚强支柱。
    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官绅叛乱，使当地的大顺政权迅速地瓦解了。到甲申六、七月间，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局势恶化的症结在于官绅地主，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对官绅地主的防范（例如，把山西、河南一带的官绅全家迁往陕西，使他们脱离故土，无所施其伎；监视明降官降将的行动，包括以家属作人质），另一方面被迫“通令”停止追赃助饷，开始征收赋税。这自然含有向官绅地主让步的成分。然而，局势并没有扭转过来，原因主要是包括仍在大顺政权中任职的明降将在内的官绅地主已经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而清廷不仅首先公布了保护汉族官绅利益的政策，而且指使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通过种种渠道招徕尚在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朝廷之下的官绅。就策略而言，清廷是略胜一筹的。多尔衮在进关初期比较谨慎，在争取人心上有独到之处。他既不分阉党和东林，也不分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一概从优录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顺治三年四月，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实为甘肃节度使，与巡抚等）；刘达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政权中任两河巡按御史（实为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立即决定按大顺政权所授较高的官职录用（《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这种高价收买的办法，大大消除了汉族官绅的疑惧，从而出现了一片倒戈归附的形势。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原先归附了大顺政权的明朝武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先后降清。文官的情况也相去不远。正是由于内部的动荡不宁，李自成原先指望回到陕西绢织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的计划无从实现，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加上一些具体战役上的判断失误，大顺政权终于一蹶不振，数千里江山转瞬易手，统一全国的前景成了昙花一现。
    那么，大顺政权是否注定要灭亡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它决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统一全国，成为继明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帝国。历史曾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假定，大顺政权在西安建国时完成了向封建政权的转化，那么汉族地主在总体上将会衷心拥护这个政权，而不会宁愿选择一个言语风俗不同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要想战胜一个受到汉族各阶层拥护的新兴王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顺王朝一旦稳定下来，就将凭借汉族居住区强大的人力和物力通过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在我国大地上再一次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帝国。假定，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立即停止各地的追赃助饷，把没收财产的政策限制在明内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之内，打击面就将大大缩小，不致树敌过多，大顺政权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再假定，大顺政权领导人在渡河东征时不犯麻痹轻敌的骄傲错误，象清廷一样认准对方是自己争夺天下的真正敌手，精兵猛将集中地部署于山海关、北京、宣化一线。那么，在重兵挟制之下，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将是很小的；清廷空国而来也未必能够占到上风。只要这一仗打胜了，或者打成平局，大顺政权也将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前已多次指出，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经过襄阳、西安、北京三个阶段，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稍假时日，转化就将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要动摇一个新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将是非常困难的。
    总而言之，包括大顺农民革命在内的一切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农民在革命高涨时期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它们不是被地主阶级的武装所摧毁，就是在胜利进军的途中由于领导人的蜕化转变为封建政权。大顺政权也曾经面临过上述两种前途，只是由于本文阐述的原因，走上了前面一条道路。
    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还存在一些次要原因，如用兵方略上的错误等。由于篇幅限制，加以作者在其他文稿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