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要说明大顺政权的失败先要弄清它为什么胜利得那么快。这两点都同当时的整个阶级动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们常常注意到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以后提出和实行了“不纳粮”、“开仓赈贫”、“剿兵安民”、“平买平卖”等一系列革命政策，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为此后农民革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光讲贫苦农民拥护起义军这一面，不去分析地主阶级的动向那一面，势必陷入片面性，不可能正确认识大顺政权成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事实表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以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不仅同贫苦农民的支持有关，而且同地主阶级的逐渐倒向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三年末到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初步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但是，当时明王朝注定覆亡的形势还不明显，地主官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仍是效忠于明王朝，对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持敌对态度。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参加起义军的只是个别在明王朝下受压抑的不得志人士。如牛金星就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遭到打击，革去功名，遣戍充军，才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郑廉在《豫变纪略》中特别写上了一句“举人之从贼者自此始”，说明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李自成、罗汝才起义军在河南三次歼灭明朝廷调来的大批援剿官军，几乎占领了河南全省并且开始向湖北进军，军事上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地转到起义军方面。这时，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分化。相当一部分出身地主阶级的生员、举人以至个别进士投靠了起义军，例如崇祯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湖北襄阳、荆州、承天（钟祥）、德安等地设置的官员就多是河南绅衿，在河南各地派设的官员则多是湖北绅衿。王夫之说：“李自成据荆西，勾索人士充伪吏，悬参夷法以胁之。汉北响应风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祯十七年者。”（《永历实录》卷七，《杨锡亿传》）不过，这毕竟是地区性的现象。当时双方的胜负尚未可逆料，以朱明王朝为正统、参加农民军为“从逆”的思想仍然束缚着许多官绅的头脑。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李自成等部起义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然而无论是明朝廷的地方文官还是派来征剿的武将向起义军投降的都极少，绝大多数非死即逃。没有出仕的绅衿学子顾忌少一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对农民军及其政权持敌对态度或者心怀观望。例如，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又如襄阳时期征聘文人出任官职，不少人抵死抗拒（参见《国榷》卷九十九等书）。这些情况表明，襄阳政权时期李自成已经吸收了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已粗具规模，但是就整个地主阶级的动向来说，仍然是敌视这个从农民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的。
    大转变出现在崇祯十六年冬天。这年春夏之间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可以大致归结如下：李自成起义军兵员已称百万，占领了河南和湖北的大片地方（还有湖南澧州等少数州县）；张献忠起义军迅速发展，占领了以武昌为中心的大批州县。这两支起义军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权，树起了取代明王朝的旗帜。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朝廷由于内忧外患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它除了拥有正统地位和维持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以外，在军事上仍有一定的实力。明亡前夕，朝廷的兵员数字虽然相当庞大，实力主要是三个集团：一、以吴三桂为主的辽东官军，这支军队比较精锐，但人数只有四五万人，又担负着抵御清军进犯京师的重任，实际上是一颗不能移作他用的死棋。二、位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这支军队兵员多达二三十万，由于腐败和成份复杂，战斗力已大为减弱；加上主帅拥兵自重，对明朝廷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军阀集团，在农民军主力转移的时候，足以威胁农民军的后方。三、三边总督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这是明朝廷手中唯一的王牌，它既有相当实力，又具有机动性。只要这支军队还完整，李自成起义军无论是东下南京，或是北取燕京，都有陷于前后夹攻的危险。崇祯十六年，朝廷上围绕着孙传庭部应否东出潼关同起义军展开决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由检眼看农民军声势一天大似一天，心急火燎，严令孙传庭急速出关同左良玉部东西合击，扭转整个战局。朝廷一部分大臣和孙传庭本人却认为这样太冒险，陕西官军倾巢而出，胜了自然是如天之福，万一被歼，明王朝覆灭就成定局。所以他们主张持重。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由于朱由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不愿孙传庭部“老师糜饷”，白白吃了朝廷的钱粮，拒绝采纳廷臣的意见，悍然下令出兵。
    郏县、妆州战役以李自成起义军大获全胜告终，接着是在潼关歼灭孙传庭残余兵力。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明王朝的灭亡已经洞若观火，没有多大疑问了。地主阶级官绅眼见大厦将倾，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寻求一个新的保护者。在当时各种社会势力当中，他们选中的是李自成。从崇祯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夏之交，李自成和以他为首的政权确实成了众望所归。就是说，不仅农民们竭诚拥护，绝大多数地主官绅也急于攀龙附凤。这样，在整个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一种奇迹般的场面，除了个别的武将和方面大员出于对明王朝的愚忠进行抵抗或自尽以外，到处都是望风迎降。在西北地区，除了榆林和甘州顽抗了一下，同李自成有宿怨的叛徒高杰拼命逃跑外，各镇总兵几乎全部解甲归诚。甲申正月，大顺军渡河东征，除了在山西宁武和河北保定交锋以外，简直像千里行军一样，短短三个月里就接管了山西、河北、山东三个全省和河南未下州县以及江苏北部。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原因在军事上看是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从政治上说就是得到各阶层的拥护。过去常说大顺军是在贫苦农民“迎闯王，不纳粮”的颂歌声中顺利进军的，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地主阶级的归附。我们可以说，大顺农民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的拥护，而胜利得那样快则同地主阶级的归附密切相关。下面这些材料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动向。
    崇祯十六年十月，自成入西安。“夫关中山河之固号称百二，其士马甲兵之强为天下最。贼势虽甚张，乎（夫）三边文武将吏拥重兵者不下数十万人，及其部署未定时戮力同心，声其罪而讨之，天下事尚可为也。乃伪檄所至，莫不交臂屈膝迎之，惟恐其后。”（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十四）
    十七年初春，自成东渡黄河以后，山西和河北等地的人士都把他看成真命天子，“真若沛上亭长（汉高祖刘邦）、太原公子（唐太宗李世民）复出矣。兵民望贼愈急。”（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朱忠壮传》）这年正月，明朝兵部在一件题本中说，“迩来降贼绅士实繁有徒。负圣朝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簧惑无知百姓曰：‘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罂城拒守者尽数屠戮也。’地方二三奸徒，贼尚未薄城下，辄先倡说远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倖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嗟乎，昔则不可守者尚勉强以守，今则尽可守者概委置不守；昔则不能守者犹是弃城而逃，今则尽可守者不免开门而揖。事势至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二九页）地主绅衿在政治上的转向，引起了明朝廷的焦虑。甲申二月初六日，中书舍人张同敞奏：“楚豫伪官多系绅衿从贼，宜察教官以诸生忠逆为功罪。下部酌议。”（《平寇志》卷八）同月十七日，户科给事中介松年上言：“士节不振，廉耻风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绅，深可痛愤。亟宜崇奖节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之。”（《明季北略》卷二十；《国榷》卷一百）明亡前夕，吏科给事中吴麟徵说：“流贼过河，直入三晋，伪官所至，士民郊迎。新旧设酒交代，乡绅醵金馈之，即给示不许干犯，地方肃然。市肆不易，往来亦不甚禁。……三秦尚有殉节之士，三晋绝无，以人各保有家室，不杀戮故也。如此情形，自成破竹。”（吴麟徵：《寄伯兄秋圃》，见《吴忠节公遗集》）当大顺军进入畿辅地区时，保定的一个乡绅记载说：“是时学术大坏，人无君父。自数千里来有以闯贼为仁义弔伐之师者。衣冠盗贼转相煽惑，尤甚于好民间谍。”“当逆贼李自成之乱，既陷全陕而东寇也。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张罗喆：《明张氏兄弟倡守保定阖家殉难实迹》）
    大顺军攻克北京后，明朝廷官员数以千计，甘心充当殉葬品的不过二十余人，其他大小臣工无不投降。这年七月间南明将领刘泽清致吴三桂的信中说：“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63页）莆田县监生陈方策在《上督师史相公书》内说：“兹者寇虐披猖，王室板荡。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廉耻全澌，斯文将丧。”（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引自《玄览堂丛书》第十集）冯钦明在《上家邺仙大司马书》中也说：“况今忠裔名士，悉戴伪冠；显宦高流，同臣逆贼。”（同上）顺治初年，在清廷上曾演出了一场闹剧：龚鼎孳等人指责大学士冯铨原是魏忠贤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孽投降过李自成，曾任大顺政权北城御史。摄政王多尔衮问是否事实？龚鼎孽一时情急，脱口而出：“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笑道：“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己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也。”（《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又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龚鼎孳传》）
    明朝臣热衷于到大顺政权里做官，在史料里屡见不鲜。其中一件描叙了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廷官员争先效顺的场面：三月十九日王孙蕙听说大顺军进了城，“徐步中庭，若有所思。忽大笑，命家人取竹一竿，曳黄布一条，大书‘永昌皇帝万万岁’揭灯于门，拉同乡人往迎。”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须争先著。”二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一同出迎。路上遇着张琦，张询知二人意图后，连忙说：“无弃故人，老身尚能扬尘舞蹈。”“三人同行不数武，望见秦汧已先行矣。”一俟李自成出现在眼前，秦汧立即抢上前去“跪而叫曰：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恭候圣驾。”李自成没听见，“又高声大叫。其时军马之声如风雨之至，大叫亦不闻。”（苏瀜：《惕斋见闻录》）兵科给事中时敏大言道：“天下将一统矣！”赶去向大顺政权报名时，吏政府的大门已经关闭，他急不可待地“叩门大呼曰：我兵科时敏也。”总算叫开了门，被任为四川县令（谈迁：《棗林杂俎》和集；冯梦龙《甲申纪事·绅志略》）。少詹事项煜为了取得重用，“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平寇志》卷十；《甲申传信录》卷五）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谓之曰：‘公老矣，须白了。’刘曰：‘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才勉强录用（张正声：《二素纪事》）。就连那些最高的文武官员也觊觎求用。如首辅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内，他从窗户的缝隙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总督京营的襄城伯李国桢是最受崇祯皇帝宠信的勋戚，他在被俘后带到李自成面前受审时，说：“陛下应运而兴，愿留余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大骂：“误国贼尚求生耶？”李国桢没了指望，才自缢而死（《国榷》卷一百）。
    在外地的明朝官绅情况也大抵相同。除了绝大多数是在当地迎接大顺军或大顺政权委任的官员以外，有的还长途跋涉，赴京求用。如山东参将王祯、游击将军刘孔和（明大学士刘鸿训之子）带着马步兵五、六百人赴京投顺。五月初一日行至河北沧州，听说形势已变，才改变主意，投向南明（程正揆：《沧州纪事》）。陈济生记载他从北京南下，六月初二日至古城，运河中“有北去船数只。问云：‘前科举人知北京闯主即位，赴京听选。’一路招摇，恬不知耻。”（陈济生：《再生纪略》）
    这里还须提及吴三桂的态度。关于吴三桂所统辽东官军是否投降了大顺政权的问题，作者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一文里业已列举史实证明吴三桂确曾一度投降李自成。当时任明朝辽东巡抚的黎玉田还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同另一员明朝降将马科领兵入川。吴三桂本人也奉大顺政权之命带领部卒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准备接受新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644年春夏之交在大顺政权面前已经呈现出一幅统一全国的图景。它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然而，这种前景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基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