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人之有公司也”（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第771页。）。轮船招商局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对西方制度有意识的模仿学习和付诸实践的结果。
    在中国，出现最早的公司是19世纪50年代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设立的洋行。为适应不断扩大对华经济掠夺的需要，外国资本家向华人发售股票，“以华人资本剥削华人”，买办和各通商口岸的富商便成为在华外资企业最先招股的对象，成为最早的中国股东。在他们的传播和引导下，国人“渐开公司股票之风”，股份公司概念也逐渐浸入中国社会。洋务派官员在经营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采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众擎易举之功”，且是他们洋务活动实践由“求强”向“求富”策略转变的有效手段。这样，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公司”可有“开利源”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对新式企业的控制。于是便设计了一种“仿西国公司之例”又融合清初在办理铜政、盐政方面早已试行过的官督商办企业制度，创设官督股份制商办企业制度。由于中国缺少股份制企业营运的市场经济环境，这种企业制度与西方公司制度或现代企业制度相比较，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官督与法
    企业法人是股份公司制的基本特征之一，被视为公司的“灵魂”，它是指公司企业依法成立，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法制经济，是股份制企业运作的前提。股份制企业行为在法律的规定范围之内，不受任何行政权力干涉，同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清政府根本不允许近代民营企业的存在，更不用说受法律的保护，直到1898年，清政府才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因此，19世纪70年代，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实行法治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股份企业制度，要使其像西方或现代股份公司规范化运作是不可能的。因而，轮船招商局虽以股份制企业形式运作，实质上处处打上深深的封建烙印。企业缺乏法律保护，必然求助于官府支持，“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篇》，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轮船招商局依赖于官府支持，其在运营过程中，必然采取官督商办体制。招商局总办督办对李鸿章负责，李鸿章便成为法源，他们唯李鸿章意志是从。而李鸿章举办洋务运动目的，在于维持清朝统治，分洋人之利，挽回利权，堵塞漏洞，其注重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这就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相矛盾。所以，当甲午战后，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时，清政府便加大对招商局勒索，使其处于破产的边缘。因此，官督与法的矛盾使招商局最终不能受到政府真正的保护，其腐败、发展缓慢的状况便成为必然。
    2.官利与风险
    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规定，“亏盈在商，与官无涉”（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 表面上认可了招商局自负盈亏的经营方针。在实际操作中却发放固定官利，出现了亏盈在官与商无涉的局面。自负盈亏与自主经营是孪生兄弟，招商局因官督而不能自主经营，必然造成在实际运作中不能自负盈亏。官利是中国近代企业股票固定股息俗称，即公司均自股东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励，而广招徕。（注：《申报》，1909－12－25。）招商局每届发放股息1分，除第二届余利5厘外，几乎很少再发放盈余，仅仅发放官利。从1886年起， 改为官利6厘，余利4厘，仍为1分，成为固定程式。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用以证明股东的身份和权益，并据以获得股息红利的凭证。从筹资的角度看，股份制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制度，即通过信用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有效地使用。没有信用，就难有大规模的集资，也不会有股票的发行与交易，股份制度就难以确立。当时，中国根本不存在信用制度，招商局为了在落后的国内资金市场上购买股票筹集资金，只好用固定股息刺激国人购买股票来吸收游资，于是这种发放固定股息--官利的做法便成为“惯例”，股份公司的信用职能就为官利所取代。这是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存在的根本原因。官利与公司企业自负盈亏的风险意识相矛盾，且淡化了股东参与监督和管理公司股权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公司投资无异于高利放款，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导致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吸收股息，……只考虑股息越大越好”（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1012页。），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官利的发放，使得招商局用股本或借款去支付官利便不足为奇，这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经营负担，削弱了招商局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