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赐民爵，次数与级数都超过西汉，我们对《后汉书》中所记各帝赐民爵的材料统计了一下，普遍赐爵在五十级以上，在赐民爵的同时，对三老加赐爵约十五级，如此繁多的赐爵，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仅举二例：如明帝永平三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汉书·明帝纪》）。又如章帝建初三年：“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栗人五斛”（《后汉书·章帝纪》）。
    每次赐爵的范围与级数，大抵相同。在赐民爵与救济鳏、寡、孤、独、笃癃、贫者的同时，赐三老爵而不赐乡、县其他官吏爵位，这说明东汉的皇帝同样视三老与民同伍，而不是一般的官吏。但三老又不是普通的民，作为民间代表承担地方政府职务的人，所以赐爵比一般人多，一般的人赐二级，它赐三级。通过提高三老爵级数的办法，抬高它的社会地位，使它更好地“帅众为善”。
    第二、史家也未把三老视为一般的官吏。司马迁谈到汉武帝算缗钱时说：“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史记·平准书》）。各家对这句话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认为三老非吏。《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同上书）。这句话是说，三老与北边骑士都不是吏，但与吏一样享有减算缗钱的优待。师古曰：“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汉书·食货志下》）按师古的解释，吏、三老、北边骑士，轺车都不出算钱。这种解释虽与《史记》原意不同，但可以看出，师古也认为三老和吏是两类人，三老不是吏。李慈铭针对师古的注说：“《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也，似较此注为晰”（《汉书札记·食货志第四下》），李慈铭更清楚地指出三老不是吏。
    宋朝徐天麟编的《西汉会要》与《东汉会要》，都把三老放在民政类，不放在职官类，说明他认为三老与一般官吏不同，具有民间代表性质。元初方回续《古今考》指出；“乡有三老，三老在佐史、有侠上者，以德齿表率其乡，非吏也。”这个论断，是在对三老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可信的。
    瞿蜕园先生为解释《历代职官表》写的《历代职官简释》根据“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的规定指出：“是乡官亦自有其首脑，与县官各自成一系统，而县令则总其成而已。”瞿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三老非吏，但他指出三老与县官不同，是自成体系。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指出：“两汉三老，在政治上，名称是吏，实际又不纯属于吏，当时功令，称为非吏比者，最为确当。”陈先生提出三老在名称上是吏，实际又不纯属于吏，又说“称为非吏比者，最为确当”，即三老不是吏。这种看法，正是三老双重身分的真实反映。
    第三、农民也不把三老视为一般的官吏。秦末农民起义军攻占陈后，陈胜“召三老豪杰”计事，而三老豪杰皆称赞陈胜是“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这说明陈胜未把三老视为秦的一般官吏，而三老也未把自己视为秦的一般官吏，所以能站在起义军一边。西汉末年，有两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一支起于山东，一支起于南方，起于山东的起义军领袖“自号三老”，这又说明农民不把三老视为一般官吏。史称樊崇领导的起义军“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相互“称曰巨人”。当起义军发展壮大以后，“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后汉书·刘盆子传》）。南方的农民起义军刘玄称帝后，立即“以族父良为国三老”（《后汉书·刘玄传》）。另外一支叫城头子路的起义军，它的领袖是爰曾和刘诩，“曾自称都从事，诩称校三老”（《后汉书·任光传》），子路是爰曾的字，因起兵于卢城头，所以“号其兵为城头子路”。
    对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称三老，古代史家有不同的解释，师古的解释是“言不为大号”（《汉书·王莽传下》注）。胡三省以樊崇起义军壮大后攻长安，立刘盆子为理由，不同意师古的看法，他说：“非其初不为大号也”。他的看法是：“余谓三老、从事、卒史皆郡县吏也，崇等起于民伍，所识止此耳。”（《资治通鉴·汉纪三十》注）胡氏认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称“三老”是见识所限，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农民起义军所识并不止此，当赤眉军欲立帝时，“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后汉书·刘盆子传》）签上所写“上将军”三字，分明是樊崇的意见，怎么能说他们只知道三老等小吏呢？这种解释，是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辱。
    现代史家对此尚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农民起义组织原始、淳朴的表现。其实并非如此，农民起义军领袖称三老，说明三老的声誉高于其他官吏，是民间代表。樊崇等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广大农民反抗王莽统治的代表，所以他们宁愿放弃“高贵”的称号，而取民间代表的称号，便自号三老。
    第四、三老产生的办法和条件也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官吏。刘邦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这里既规定了乡三老产生的办法，又规定了产生的条件，条件分政治和年龄两方面，就年龄来说，规定必须在五十岁以上才有资格作为三老的人选。汉朝的一般官吏，从丞相到啬夫，都没有年龄的限制。而三老却限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年龄之内，这就使它具有了代表性。文帝时进一步规定：“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汉书·文帝纪》），即三老除政治条件和年龄条件外，还加了一条按人口比例产生，这就使它更具有代表性，每个三老都必须代表一定地区一定的民户。
    刘邦置三老，提出“举民”二字，民是指一定地域的百姓，举是选举，“举民”实际就是民间选举。在楚汉战争时，刘邦新得到的大片地区，吏制不可能马上健全，客观条件也只有让百姓选举。成帝的外曾祖父王翁孺曾为乡三老，王翁孺原是武帝的绣衣御史，因逮捕“盗贼”不力，被免职，又因与东平陵终氏为怨，徙于“魏郡元城委栗里为三老”。王翁孺免职后迁徙到新的地方为三老，这样的三老不大可能是政府委任的，很可能是民选的。刘秀的外祖父樊重，为解决外孙何氏兄弟争财矛盾，“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后汉书·樊宏传》），樊重为三老，显然是民选的。吕思勉先生曾提出：“乡亭之吏本出于民间之自相推择者”（《秦汉史·秦汉政治制度》）。当然，说民选并不是一点官府的意见也没有，有的三老就是官吏推举的，如秦彭为山阳太守时，把“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后汉书·秦彭传》）。举“有遵奉教化者”为三老，一方面是三老职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使百姓能够接受，这说明即使在官吏荐举的情况下民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三老的身分很特殊，不同于一般官吏，确实具有民间代表的性质。然而，三老又是名符其实的乡官，乡官三职，以它为首。
    综上所述，三老是汉代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它为两汉的建立和巩固作出过贡献。终汉一代，它一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三老的双重性质，反映出某些历史变革的影子。汉代的统治者，把尊敬老人的习惯用于政权组织中，既加强了汉政权的统治职能，又掩盖了汉政权专制主义的实质，汉代帝祚久长，与三老制度的设置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是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