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后，在一些关键时刻，总有三老出现，反映三老对某些事件或某些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京兆尹王尊，因为“遇使者无礼”被免职，而“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曰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王尊率民治瓠子金堤，宿堤上。当水冲坏金堤时，吏民皆奔走，而王尊坚守不动。“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于是皇帝下诏“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汉书·王遵传》）王尊复职，是湖三老兴等上书的结果。他再次晋升，增加俸禄，是白马三老朱英等人上书的结果。王尊的经历，说明三老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如焦赣为小黄令，政绩显著，当迁升。“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汉书·京房传》）又如寒朗为“济阳令，以母丧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帝）章和元年，上行东巡狩，过济阳，三老吏人上书陈朗前政治状。帝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后汉书·寒朗传》）上述这几例，均涉及官吏的任用与增秩。三老的上书都被皇帝采纳，说明皇帝对三老的建议是极为重视的。
    三老不仅对官吏任免发表意见，连皇帝身边的大事也敢提出建议。汉武帝末年，江充借用巫蛊事件，诬陷戾太子据，太子恐惧，诛江充，并发兵自卫。丞相刘屈氂等与太子战于长安，太子兵败，逃匿于泉鸠里。武帝认为太子此举是叛逆行为，甚为愤怒，大臣们也认为是反叛行为。在“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的情况下，壶关三老茂不仅大胆上书，而且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子是为江充所逼，“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他针对江充一贯奸诈，离间武帝父子关系说：“陛下不肯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铁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汉书·武王子传》）三老茂的上书，使“天子感悟”。后来车千秋复为太子伸冤，于是武帝族灭江充家，焚烧苏文及加兵刃于戾太子者，并作思子宫与望思之台，思念太子。此事说明三老茂不仅是个有识之士，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万世所称道”（《知录集释·政事》）。
    在政治斗争的大事中，三老又是当事人。如郡三老王閎杀王调一事，“閎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閎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閎独让爵。”（《后汉书·王景传》）王閎是现在所知道的唯一的郡三老。沈钦韩讲到三老时说：“又有郡三老，国三老”。注文“王国即郡”（《汉书疏证》卷1）。以沈氏的看法，好象郡三老就是封国的国三老。但文献上查不到封国有国三老的记载，而那时乐浪是郡，不是封国。因此，从文献记载来看，王閎是郡三老，这是确定无疑的。关于王閎的这段史料说明，三老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提出建议，而且还直接参加重大的政治斗争，为汉政权的再次统一，作出贡献。
    直接参与重大政治斗争的，不止王阂一人，“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马）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后汉书·马武传》）虽然西阳三老的战绩史无记载，但投奔西阳三老起义军的马武，却成为刘秀中兴二十八将之一。马武投入起义军，是以西阳三老为媒介实现的。
    乡三老董公，县三老茂，郡三老王閎等人的作为，清楚地说明三老对汉朝的建立与巩固起过重要作用。
    三老的地位很特殊，尤其是乡、县三老，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乡官，除文献记载外，还可从金石刻辞中见到。如董三老讳日记，石刻中叙三老“德业赫烈”。又如三老掾赵宽碑，石刻中有“时令兰芳，以宽宿德，谒请端首，优号三老，师而不臣，于是乃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义。”（《汉书新证·食货志》第四下）为乡、县三老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足以说明三老的地位非同一般。另外，从一些碑文署名顺序，三老名字靠前也能看出三老的地位。如曹全碑阴署名者五十七人，其中除五人字体脱落不清外，其余均可看清楚，列在第一位的是“处士河东皮氏岐茂”，第二位便是“县三老商量”，第三是“乡三老司马集”（《金石萃编·汉十四》），以下才是其他官吏的名字。县、乡三老列在第二、三位，这是三老地位高的又一证明。
    三老的特殊地位，反映出它的特殊身份，即既是官吏，又不是一般的官吏。汉朝时基层组织为乡、亭。“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书·百官公卿表七上》），有秩职同啬夫，大乡置有秩，小乡置啬夫。乡官三职中没有乡长，乡长的职务事实上由三老代行，它是乡官的首脑。因此把它称为“乡里间小吏”（《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02页）、“地方小吏”（《中国史稿》第二册121页）是对的，但它又有非吏的一面，即民间代表。根据如下：
    第一、皇帝不把三老视为一般的官吏。刘邦令“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汉书·高帝纪》）不是正式官吏而与正式官吏以事相教，自然是高抬。如果三老是正式官吏，这一规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汉文帝的诏书中有：“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汉书·文帝纪》）这里三老是泛指，廉吏是指吏中廉洁者，三老与吏明显地分为两类，互不统属。武帝再次“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汉书·武帝纪》），说明皇帝没有把三老视为一般的官吏，正因为这样，所以三老受奖励的机会大大优于其他的官吏。
    从西汉赐帛，东汉赐爵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老与其他官吏不同。如文帝十二年：“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汉书·文帝纪》）。又如武帝元狩元年：“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悌者、力田帛人三匹”（《汉书·武帝纪》）。又如宣帝元康元年：“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元康四年：“赐三老、孝悌、力田帛人二匹”。甘露三年：赐“三老、孝悌、力田、鳏、寡、孤、独”帛若干（《汉书·宣帝纪》）。元帝初元元年：赐“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元帝永光二年：赐“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悌、力田帛”（《汉书·元帝纪》）。元帝建昭五年、成帝建始元年、成帝绥和元年均有此类记载。上述所记赏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多数赏赐是对三老、孝悌、力田单独进行的，其他官吏没有。这说明，在皇帝眼里，三老与县、乡官吏不同。如果和其他官吏一起受赐，则把三老与其他官吏分别标出，如文帝十二年的那一次。这更说明三老不同于其他官吏。其次，对三老的赏赐，多与鳏、寡、孤、独同时进行，说明对三老的赏赐是作为惠民政治进行的。为惠民而赏赐三老，这不正说明三老具有民间代表的性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