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主要错误是：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教条化，并强加于别国。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过分强调高度集中，忽视各行业各地区的自主权，过分强调国家指令性计划，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两个基本部门的比例失调；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有急于求成的情绪；在积累资金发展工业问题上，过多地加重农民负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状况。在政治建设问题上，他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并在实践中部分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党内民主原则；在理论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并在实践上扩大打击面，造成肃反扩大化，冤枉和错杀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在处理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有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错误，经常以“老子党”和“领导中心”自居，随意向各国发号施令，甚至粗暴地干涉别国和别党内部事务，并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向一些党施加压力，进行组织制裁。这些行为破坏了各党和各国之间平等相处的原则，影响了各国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在处理与别国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他一生活动的后期，随着国内建设成就的取得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他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便日益滋长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并陷入不可自拔的个人崇拜之中，同时还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把个人的权力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但同他的历史功绩相比，仍然是第二位的。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怎样评价斯大林，不同的阶级历来都抱有不同的态度。
    资产阶级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全盘否定、攻击斯大林。最早否定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在他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中，说斯大林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不如，并把斯大林污为无能之辈。他说：不管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多么贫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还是反动势力的成功的领袖，他们从自己所领导的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主动性，并且唤起群众行动起来，在一团乱糟糟的政治斗争中开辟出新的道路。斯大林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缔造的。斯大林在党的政治机器里发展起来并且始终没有同它脱离。他除了通过这个机器以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处理群众和历史事件的办法。……他举棋不定，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退缩或者躲到别人背后去”。（《关于斯大林问题》，第三辑，第143页）大家只要稍回顾一下苏联当时的建设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以及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就不难看出，托洛茨基的这番陈词是不切实际的。稍后，否定斯大林影响最大的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把苏联党和国家的错误全归于斯大林一人，并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格和不良性格。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布热津斯基在他写的《大失败》中，则攻击斯大林是法西斯独裁者，斯大林领导的党是法西斯党，斯大林领导的政权是法西斯政权等等。持以上态度者，其根本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种态度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要把他的功绩讲够，对他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以消除其消极影响。不能只讲功不讲过，更不能只讲过不讲功，全盘否定和攻击，同时又要对他犯错误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进行正确的分析。事实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也绝不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格造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第一，斯大林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很大优势、封建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十月革命后，虽然对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但是对封建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都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正是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胜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助长了他专制的工作作风，也助长了新形势下的大俄罗斯主义。
    第二，当时的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内阶级斗争复杂而激烈，不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无产阶级没有国家政权不行，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祸害，运用得好，会将这个祸害转化为福，反之，则会使这个祸害更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明火执仗的敌人已不多了，敌人的反抗和破坏活动更隐蔽了，并且大量的社会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要特别防止扩大化。而斯大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在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时，忽略了这一点，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伤害和镇压了许多老革命家。
    第三，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使斯大林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党和人民拥护他、感谢他、歌颂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头脑不够清醒，对此采取了欣赏和鼓励的态度，使个人崇拜之风日益滋长和泛滥起来。这样，就使斯大林逐步变得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群众和组织，从而脱离了群众和集体。
    第四，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许多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由于缺乏经验，布尔什维克党就通过第三国际来指导和帮助各国党，各国党与第三国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受它的领导，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又居首要地位，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又大都是苏联共产党人，这样一来，苏联党和各国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老子党”和“儿子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红军帮助东欧国家赶走了法西斯侵略者，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给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同时，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当时颇有吸引力，因而，各国都学习、吸取乃至照抄照搬苏联的建设模式和经验。这种情况就逐渐形成和助长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控制他国的习惯。所以，把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只归咎于斯大林一人，并把根源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格，是不确切的。
    总之，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一个涉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是大非问题。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地对待和评价斯大林，对他所犯的错误及其根源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使各国共产党正确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才无损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正在发生质变的今天，正确评价斯大林，更具有反“和平演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