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抗战准备而改革教育。关于教育宗旨，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教育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应以“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12]（p15）。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教育之决议案》规定：“此后普通教育，一方面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应“灌输儿童中华民族过去伟大之事迹及伟大人物之言行，以坚定其自信力，及爱国家爱民族之观念”。[12]（p91）南京国民政府很重视爱国救亡教育，“教育部认为欲引起民众之民族意识及自救精神，更应从此教育着手”，当时民众教育的工作重心是“国难宣传，灌输教育常识，及宣传共赴国难等”[13]（p201）。关于教育内容，1932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制定《关于党义教育案》称：“如历史地理之书籍，应渗入以民族独立运动之精神，如日本为我国不共戴天之深仇，应卧薪尝胆以雪耻。”[12]（p21）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会议工作报告之决议案》谓：“中小学党义教材，应尽量编入地理历史国文课程中，以唤起民众精神及灌输民族意识。”[12]（p109）同时，注重加强体育教育，《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教育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规定：“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民国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强民族之体力。”[12]（p16）关于教育招生，教育部于1934年4月续订了早在1932年4月制定的扬理工而抑文法的招生办法，并新定了实施细则。其在全国“通饬遵办”的效果是：“在未限制前一年，全国大学文法科学生为32940人，实科学生为11227人；限制后一年，文法科学生为30070人，实科学生为12007人。”[13]（p172～17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认识到“实用学科，在今日中国至为需要”[13]（p173），“国防科学及应用化学等学科与国防关系极巨，亦应切实提倡”[12]（p95）。
    第三，为抗战准备而强化文艺宣传。1931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二次临时全会通过的《改进宣传方略案》规定：“关于培养民族力量之宣传，联络或辅助各种文化学术团体任之。”[8]（p422）1932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难期间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规定：“对内利用原有一切宣传工具扩大其宣传，对于民众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辱自卫共赴国难为主旨。”[12]（p53）193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制定的《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要求，“激发民众应有之民族意识及民族自信力，激励民众使其有继续抗日之耐心”，题材应为“民众被国际帝国主义者蹂躏之事迹”[14]（p322～323）。1933年通过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强调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者；激励民族意识者”[14]（p327），不得评奖。
    第四，为抗战准备而迁运文物。文物乃凝聚民族精神的珍贵物化遗产。为抢救国宝，延存国命，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行政院核准主持文物南迁，在1933年先后五批分运京沪。[15]（p102）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回顾抗战前十年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时指出：“二十二年一月榆关告警，平津频危，本院令将重要文物运沪保存。经该院汇集环宝重器及有关历史文化物品，包扎装箱，自二月至五月分五批南运，计共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在上海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租用库房两处，妥慎保存。”[13]（p451～452）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了战争对民族文化造成的损失。
    三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全面展开（从“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寇祸华深急。民族危机，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军事“围剿”渐趋“完成”；特别是中共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直至“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逐步调整“安内攘外”之方针，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第一，假新生活运动之名而行抗战动员之实。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即“要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以奠定精神的基础，巩固精神的国防”[13]（p178）。他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透露：“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作抗日运动。”[17]由此可见其“复兴民族”用心之深苦。他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16]（p22）。由新生活运动而开展的国民军训，强化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中有不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尽忠的壮烈之事，就是一个例证，这与新生活运动的‘军事化’教育是有一定关系的”[18]（p100）。就连当时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都明白，中国有三件大事不可轻予看过，即整理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19]（p182）日本参谋部人员向上司报告时也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20]（p13）要之，新生活运动乃双刃剑，既难辞“安内”之咎嫌，亦富含“攘外”之大义。
    第二，加紧对军人和学生的国防教育。陈诚在陆军整理处处长任上确定的整军原则是：“所选干部，在未编国防军以前应先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教育统一之效。”[21]（p7）为应付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更加强化国防教育，1936年成立了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通过了《教育部关于学校教育状况及今后如何改良以适应国防要求案》，要求专科以上学校“切实整理现有课程，增人有关国防之教材”；“加紧训练有关国防之技术人材”；“积极推进有关国防科学研究事业”；[4]（p1301～1302）要求中等学校“在文史各科教学时，应以培养民族意识、爱国情绪为中心”；“确定国防为中心，酌减少普遍教材，注重实用教材，对于实际国防问题之应用，应利用实际加以阐明”，还强调应“布置国防环境，如设置军事挂图、国耻地图、战事地图、各种侵略图表、壁画摄影等，使学生触目惊心，有所奋发……悬挂历代民族英雄……”[4]（p1303）同年还通过了《教育部推进学校军事教育办法大纲》和《教育部推进国防教育办法大纲》等，加紧了学校的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另外，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所拟《军事时期全国学校动员准备概要》及有关文件，也提出了学校应作随时迁移之准备的要求。[4]（p1323～1328）
    第三，重视文化事业，构筑精神国防。中国国民党五大通过的《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认为，“文化建设之振废，关系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且深且巨，此乃人人所不能否认之事实也”；“扶植国内电影事业及扩展电力播音工作，并注重发展国际宣传事业，务期以民族利益为依归。发扬我民族文化之精神，以巩固中华之基础”；“对国内固有之文化事物，或于文化有关之历史遗迹重大设备，应设法整理，妥加保护”。[12]（p184～187）《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强调，“抵御外来文化侵略，而建立精神上之国防，实属迫切需要之工作”；应“阐扬历代民族英雄及忠勇侠义之人物，以发扬吾民族之优点，振作民族之自信心”。[14]（p29）陈果夫在《关于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状况的报告》中认为：“计划文化是精神方面的国防建设工作，比武力尤其紧要。”[14]（p31）南京国民政府在各文化领域都以加强精神国防为宗旨，“集中新闻之意旨，使在民族意识之下从事新闻事业之改进，并由中央注意新闻人才之训练”；“电影戏剧与音乐美术之取材，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积极人生为主要目标”。[14]（p29）
    第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1935年1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今后党务工作纲领案》规定，国内宣传应注重提高民族意识，“应本总理遗教，发扬民族自信力，与爱护国家精神，沉着迈进，以踦民族于复兴之境域”，“策进边区宣传，团结国族，共赴国难，为目前急切之要图，须以地理历史人文之提示，增进边区人民国家民族之意识”。[12]（p23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