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历史检讨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情报机关发现“蒋介石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2]（p37）。对此，蒋介石指出：“日本人绝不允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哪个地方要准备去整顿，他们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着手”。因此，“我们整个国防应当特别的秘密”。[1]（p98）他在日记中私下写道，“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22]（p151～152）。其次，“安内攘外”，矛盾交织。蒋介石身受内忧外患之夹击，既认为“今日救国方案，治本莫若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又认为“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23]（p41）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思想文化准备也一直处于“攘外”与“安内”的矛盾交织之中。再者，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是一个渐进过程：“济南惨案”后开始酝酿，“九一八事变”后循次启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展开。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显见如下作用：首先，抗战教育，功效斐然。这期间的上述教育改革，虽说强化了其党化专制教育，但主要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国民精神动员，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日后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文化基础。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在抗战爆发后曾亲自组织游击队参加抗战，“许多学生也参加了队伍”，因此他感叹：“这也是十年爱国教育工夫显示出的结果。”[6]（p318）其注重体育，增强了国民体质；广招理工实科学生，为抗战造就了大批专门人才；普及军训，增长了国民军事常识。其次，新生活运动，在明耻教战。于佑任指出：“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军民都以同仇敌忾牺牲奋斗的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抗击所致，”而“这种伟大民族精神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影响”[16]（p123）。“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认为“中国自实行新生活运动后，全国军民的精神振奋亦不可太低估”[24]（p22）。蒋介石也自诩：“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实不少。”[19]（p182）另外，文艺宣传，激动种性。弘扬爱国卫族之道的文艺宣传，甚有利于唤醒国民同仇敌忾而共赴国难。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难逃历史局限：因南京国民政府混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轻重缓急，为应对内忧外患之夹击而固守“攘外必先安内”之道，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故其把有限的国力大量消耗在了内战“剿共”上，将抗战仅视为政府行为，不敢放手发动最广大的下层民众，以至于日后为这种准备的不足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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