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王朝的发展、强盛以至衰亡，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而辽代所设置的一整套经济管理机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应产物。本文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有关的石刻材料与文献记载，对辽代的经济机构进行一番探索。其目的在于：一，补正史志的缺略和谬误；二，弄清辽代经济机构的轮廓；三，通过经济机构的演变说明辽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但是，由于石刻所记极为零散，文献的有关记载又非常贫乏。有些经济部门，或其机构，或其职官至今甚至还找不到文字根据，因此本文无法细加论说。至于一些宫廷内部的经济性职官，由于其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影响不大，本文也没有放在阐述之列。
    一、辽国经济管理机构的形成
    《辽史·百官志》说：“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这里说的是契丹族建国前和建国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建国以前，实行部落联盟的契丹各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注：《辽史·营卫志》。）由于他们的军事与生产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所以，原始部落组织就具有着军事与生产的双重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部落首长既是部落战争的指挥者，又是部落经济的管理者。也就是说，这时，契丹族并没有独立的、专门的经济职官。文献记载的大量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涅里是遥辇氏联盟的第一任夷寓堇，他亲自“教耕织”。（注：《辽史·百官志》。）后来，“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先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坡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注：《辽史·太祖纪》。）唐天复元年十月，太祖阿保机“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注：《辽史·兵卫志》。）
    《契丹国志·并合部落》载：“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更八部名，各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一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来说，畜牧业的兴衰还是能否任选为“王”的主要条件。
    随着契丹国家的建立，各种行使国家职能的职官开始设置起来。辽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注：《辽史·百官志》。）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注：《辽史·食货志》。）国家统治人民需要费用，就必须发展经济，控制和掌握经济，因此也就迫切需要一套管理经济的体系。
    建国以后，契丹本民族依旧保持着部落组织的外壳。但这已与原始氏族部落的性质截然不同，它成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因此，部落机构是国家统治机关的一个部分，部落首领也由本部落推选变为由国家的代表者--皇帝委派。如，太祖元年二月，“以从弟迭栗底为迭烈府夷离堇”。（注：《辽史·太祖纪》。）耶律曷鲁也是以功被任命“为迭剌部夷离堇”。（注：《辽史·耶律曷鲁传》。）由于各部落依旧以游牧经济为主，部落组织便被作为国家一级组织机构管理着本部落的经济。遥辇氏时期设立的北、南二宰相府是皇族、后族世任其选、佐理国家大政的权力机构，自然也包括管理全契丹族的经济。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其职官也就是整个契丹族的最高经济长官。如耶律曷鲁担任迭剌部夷离堇，“时民更兵焚剽，日以抏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注：《辽史·耶律曷鲁传》。）太宗会同二年闰七月，“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注：《辽史·太宗纪》。）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割据政权实行暴政统治，因而不少汉族官僚和人民逃入北方契丹族地区。加之契丹建国前后，东征西讨，又俘虏了大批汉族人民。这些汉人带来了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农业生产技术，在契丹地区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如韩延徽“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注：《辽史·韩延徽传》。）到了辽太宗会同元年，幽云十六州并入契丹版图。契丹“既得燕代，益富饶矣”。“以营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适足矣。”（注：《辽史·百官志》。）汉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国家的管理机构。早在太祖年间，就设立了“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注：《辽史·韩知古传》。）这个“汉儿司”是总管汉人一切事务的机构，当然也包括管理汉人的经济。而幽云十六州并入之后，契丹统治者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其行政组织，也上归“汉儿司”统辖。
    正如《辽史·百官志》所说：“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由于社会的发展，“事”的需要，契丹国家一套统治机构逐渐形成和创置起来。但我们又看到，在建国初期，经济职官并未独立形成，也就是契丹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经济机构。辽代的官僚政体是在辽太宗入汴，直接接触和学习了汉族的封建官僚制度以后，由世宗完成的。（注：详见拙文《〈辽吏·百官志〉辨误举例》，《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随着国家统治机构的日趋完善，一套经济系统也逐渐健全起来。
    契丹统治者施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注：《辽史·百官志》。）因而建立了北、南二枢密院，成为北、南两方的最高官署。北枢密院取代了原来的北、南宰相府的地位，是北面官的最高衙署，当然继续管理着契丹的游牧经济，但它并不是专门的经济机构。其下设有一套相应的管理契丹本部族及属部经济的部门。这是与中原政权经济机构不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机构。南枢密院代替汉儿司，成为总理南面事务的最高衙署，也就仍然管理着汉族的经济事务，但它也不是专门的经济机构。其下仿效中原封建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经济管理系统。辽代的经济管理就是这样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但是，直到辽末，辽朝并没有象宋朝那样，全国有一个总管财政的机构。辽朝的财权没有宋朝那样集中、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