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各部族的畜牧生产，牧地共有，而牧群则归牧民所有。统和七年六月，“诏出诸畜赐边部贫民”。统和十三年五月，“北、南、乙室王府请括富民马以备军需，不许，给以官马”。（注：《辽史·圣宗纪》。）天庆十年三月，“民有群马者，十取其一，给东路军”。（注：《辽史·天祚纪》。）除了部族牧民私有的牧群以外，契丹国家还掌握着大量官畜。太平六年六月，“诏凡官畜并印其左以识之”。（注：《辽史·圣宗纪》。）辽法律规定：“有群牧盗易官印以马与人者，法当死。”天祚末年，与金作战时，有人“冒法买官马从军”。（注：《辽史·食货志》。）这些所谓“官马”，即是国家所有牧群。
    《辽史·食货志》记载：“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群数万匹，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牧于雄、霸、清、沧间”的南征马，自然要归南部边境的最高军事机构南京兵马都总管府掌理；“给四时游畋”的马群，当归行宫掌理。至于“分地以牧”的国有牧群，辽朝也有一套管理机构。这套管理机构始建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会同元年，辽太宗官制改革时，曾将群牧官称也作了改变，如将马群“世烛”，改为马群“敞使”。（注：《辽史·太宗纪》。）说明群牧的机构至少在会同元年以前已经存在。这套机构的组成，据《辽史·百官志》“群牧职名总目”记载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其具体职官是：某路群牧使司，内有某群太保、某群侍中、某群敞使；总典群牧使司，内有总典群牧部籍使、群牧都林牙；某群牧司，内有群牧使、群牧副使。除此之外。《辽史·耶律引吉传》载：“枢密使乙辛将倾太子，恶引吉在侧，奏出之，为群牧林牙。”“群牧林牙”《百官志》未载，当为遗漏。关于《百官志》所记群牧职官中的群牧都林牙，《辽史·国语解》谓：林牙，“其群牧所设，止管簿书”。很清楚，群牧林牙是掌管群牧部籍的职官。所谓“群牧都林牙”无疑是总管群牧部籍的职官了。可是，我们却看到“总典群牧使司”中，有“总典群牧部籍使”，又有“群牧都林牙”。这显然是同一职官的重列。与“南面林牙”即为“翰林学士”一样，（注：详见拙文《〈辽吏·百官志〉辨误举例》，《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是修史者将汉名职称与契名职称并列的结果。另外，“西路群牧使司”与“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百官志》也将其重列。据文献记载，倒塌岭总是和西路群牧相联系，如《辽史·属国表》载：大安九年，“有司奏磨古斯诣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遇害，附近阻卜酋长乌古扎叛去。达里底及拔思母并寇倒塌岭路，阻卜酋长辖割侵掠西路群牧。”《辽史·道宗纪》、《辽史·属国表》均载：大安十年七月，“阻卜来寇倒塌岭，西路群牧及浑河北牧马皆为所掠”。这些都说明倒塌岭即为西路群牧所在地。所以，我们认为“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即为“西路群牧使司”，其机构设在倒塌岭。
    群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北枢密院。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注：《辽史·百官志》。）因此，有时北枢密院官吏直接任群牧官职。如《辽史·萧护思传》载：萧护思“世为北院吏，累迁御史中丞，总典群牧部籍”。
    身为契丹族的辽朝最高统治者，虽然受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逐渐趋于汉化，但仍未完全摆脱游牧民族的习俗。辽代皇帝一直保持着“四时捺钵”的生活习惯。在社会组织上，皇室建有“斡鲁朵”，这是契丹族独具特色的一套组织系统。关于斡鲁朵的内容、性质，本文不作论述，只对斡鲁朵内部的经济机构作一番探索。
    “斡鲁朵”，契丹语，其意为宫。斡鲁朵有着为数相当可观的宫户和州县。这些宫户与一般汉人州县、契丹部族不同，他们有着单独的经济活动。如《辽史》记载：统和十五年三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十六年四月，振崇德宫所隶州县民之被水者；开泰二年七月，诏以敦睦宫子钱振贫民；太平四年三月，诏赐诸宫分耆老食；（注：《辽史·圣宗纪》。）咸雍八年十一月，赐延昌宫贫户钱；大康七年十一月，诏岁出官钱，振诸宫分及边戍贫户；（注：《辽史·道宗纪》。）大安二年七月，赐兴圣、积庆二宫贫民钱等等。（注：《辽史·天祚纪》。）独立的经济活动构成了独立的经济管理体系。行宫设有“某宫马群司”，（注：《辽史·百官志》。）各宫的畜牧便是“给四时以畋猎”的马群，由各宫马群司掌管。行宫有自己的贸易市场，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如统和年间“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注：《辽史·食货志》。）行宫市场还设有巡检使。统和二十三年《王悦墓志》记：王悦“复充行宫市场巡检使”。（注：《王悦墓志》见《考古》1962年第9期。）
    尽管辽代斡鲁朵与中原政权的皇帝行宫在内容、性质上不同，可是在其职官名称上仍然极力仿效唐宋制度。《宋史·职官志》载：皇帝“巡幸，有行宫都部署，行宫有三司使、副使、判官、行宫使、都监”。对照《辽史·百官志》，辽代斡鲁朵亦置行宫都部署、判官、某宫使等。但是，在《百官志》以及所有辽代文献中却不见有行宫三司使一职的记载。那么辽代到底有无行宫三司使或者与之相类似的经济职官呢？我们在几方辽代墓志上发现了一点线索。开泰九年《耿延毅墓志》文前题有“大契丹国故户部使”；（注：《耿延毅墓志》，见《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统和二十六年《王说墓志》记：王说“建彼皇都，营筑劳神，板图任重，加授户部使”；太平三年《冯从顺墓志》文前题有“大契丹故上京户部使”。耿延毅、王说所任的户部使，从志文内容上看，都不是东京户部使；冯从顺所任的上京户部使，据文献记载，辽代上京只有盐铁使而不应有户部使。因此，三方墓志的记载告诉我们，在辽代确实置有一种既不是全国性质的，又不属于五京计司中的户部使。我们认为这一户部使职官，就是相当于行宫三司使的经济职官，它跟随辽朝皇帝，掌管着各行宫的户籍和财政。
    许多史料记载，可以证实我们这一看法。如前面所述，辽代在全国并没有专门财政机构，南枢密院下属五京计司，只是分掌一道的最高财政，它们所掌管的户籍，并不包括行宫中的宫户，宫户又不受部族管辖。因此，行宫中应有专门机构掌管各行宫的户籍。《辽史·营卫志》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皇帝行宫中确有专司掌管户口。我们再考察一下耿延毅等人任户部使的情况。《耿延毅墓志》记：统和二十三年后，“入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兼帅武平军，转户部使，加太尉。”志铭称：“改职版图，扈随辇下。”这里很清楚，耿延毅由宫官转为户部使，掌管户籍。并随从皇帝。这些事实不可能是东京户部使的职务要求。《冯从顺墓志》所记与此相似：“今圣上一见凤仪，有同勋□，置之左右，副以对敭。出则守宫闱、监帑藏，剸繁剧于两京；入则系行阙，以鸣銮，恒扈随于二圣。……其历官自西头供奉至颁给副使……中上两京内省使、延州观察使、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京户部使。”冯从顺也是由宫官转为户部使，扈随皇帝。墓志记为上京户部使，因为上京是契丹族的发祥地，行宫所属地区大都在上京一带，墓志为区别于东京户部使，便冠以上京的名字。王说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辽代东京有户部使，行宫也有户部使，但《辽史》对两者并未加以区分，而统称之为户部使。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是由于辽代当时就没有对此加以清楚的区别。因为东京地区提到户部使，自然是指东京户部使；而各行宫一提到户部使，便毫无例外地是指行宫户部使，所以两个户部使被同时称呼着。元修《辽史》时，修史者没有搞清这里的关系，就沿袭了辽人的称呼。
    契丹行宫中有一套经济管理机构。行宫的户部使司应是其主管部门。但由于整个行宫的事务归由北枢密院管理，因此行宫的户部使司也是由北枢密院统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