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枢密院管辖下的五京及诸路经济机构
    辽代全国析为五道，汉人州县皆以道领。五道设有五京。各京置掌财政出纳的“司”，为各道汉人的最高财政机构。
    辽代最早见于记载的各京专门经济职官是南京三司使。《辽史·韩延徽传》载：“太宗朝，封鲁国公，仍为政事令。使晋还，改南京三司使。”中原政权中，三司使职名始自后唐张延期。其时为长兴元年（即辽太宗天显五年）八月。后唐明宗敕曰：“张延朗可充三司使，班位在宣徽下。”（注：《五代会要》。）此后八年，燕云十六州即入契丹，辽升幽州为南京。韩延徽在太宗朝出使后晋后便任南京三司使。可见南京三司使是幽云地区入契丹后不久设置的。契丹统治者为控制汉人地区经济，采用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制度。
    南京三司使司的职官当如《辽史·百官志》南面“五京诸史职名总目”所载，有：某京某使、知某京某使事、某京某副使、同知某京某使事、某京某判官等。除此之外，考察文献和石刻上的一些记载，南京三司使司中还有这样的职官：
    三司户部判官。《贾师训墓志》：“三司户部判官李君谦”。（注：《辽文汇》。本文所引石刻，除标明出处者均见《辽文汇》及《满洲金石志》。）
    三司度支判官。《辽史·马人望传》载：马人望“转南京三司度支判官”。
    三司押衙{K23C173.JPG}务判官。《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记》：“三司押衙{K23C173.JPG}务判官翟可行”。
    此外，《云居寺碑》所载应历十五年“盐铁判官王飞”；《张绩墓志》记张绩重熙十五年“改授盐铁判官”，十七年“改授度支都勾判官”等等，也当是南京三司使司中的职官。
    这些三司衙内职官大体与北宋三司职称相同。据此，我们可以参照《宋史·职官志》中的三司而知道《辽史·百官志》南京三司中之主要职官为：三司使、三司副使、三司判官、三部副使、三部判官、三部勾院判官。（注：《宋史·职官志》记宋三司有“三部勾院判官各一人”，辽《张绩墓志》见“度支都勾判官”，可见度支都勾判官与宋制基本相同。）
    辽代南京设有三司，其它四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据《辽史·百官志》记载，各京经济官署除南京三司使司外，尚有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和西京计司。
    这里，我们看到与南京并列的其他四京名称各不相同。那么是否是其它四京只具有与名称相当的那一部分职能呢？余靖在《武溪集·契丹官仪》中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胡人司会之官……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这就说明，所谓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以及西京计司，名称虽然各异，其实与南京三司使司的职掌相同，均为所在地区的财政机构。如，按宋制，度支应不理盐铁事务，而辽中京度支使司却与南京三司一样设盐铁判官。《辽史·马人望传》载：马人望“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等。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其他四京所设的“使司”与南京三司所管相同。
    但是，西京的情况似乎有些特别。除了《辽史·百官志》记有“西京计司”之外，我们在其它地方再也未发现“西京计司”这个名称。相反，见到的却是“五京计司”。如《辽史·食货志》载：“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注：刘守光当作刘仁恭。又按中京为统和二十五年建，西京为重熙十三年建，此两处言五京，其时五京未备。）据以上记载，五京似应皆有“计司”。这一点究竟如何解释呢？我们首先稽考一下所谓“计司”。《五代会要》载：长兴元年八月敕，“会计之司，国朝重务，总其使额，以委近臣，贵便一时，宁循往例。张延朗可充三司使。”“至是延朗自许州入掌国计。”这里称三司为“会计”之司，三司使是掌“国计”的。《宋史·职官志》载：“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宋朝又称三司为“计省”。而辽朝的所谓“西京计司”，是掌西京地区的“三司”职务。可见，辽代的“计司”不过与五代、宋一样，是三司的别名罢了。五京均有“三司”，只是使名不同，所以也就会有“五京计司”之通称了。
    “计司”是一个通称。那么，西京总管财政的机构只称作“计司”，未免有些不伦不类。我们认为，西京当也与其他四京一样，有一个具体的司名。可是至今还没有发现西京有三司、度支、盐铁、户部等使职称的记载，其“计司”的具体名称究竟是什么呢？《契丹国志》是这样记载的：“燕京三司、西京转运、中京度支、上京盐铁、东京户部钱铁司。”这里把西京列为转运使司，并与其他各京“计司”并列，不无根据。《武{K23C174.JPG}集·契丹官仪》亦载“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注：《辽史·地理志》云州条：“初为大同军节度使，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是云州即西京大同府之前名。）而《辽史·百官志》南面财赋官条也有“山西路都转运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