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东渐和时代救亡之重压并行催生的趋新社群，是近代社会阶层重构组合的产物。它对“启迪民智”、“鼓化文明”的时代性主题的关注，是近年来国民性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的角落，重新检视这一特殊社群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把握和梳理世纪之交的文化、伦理与价值观念不可缺失的问题。
    一、趋新概念界定与趋新社群涌现
    趋新，作为一个动态性极强的史学概念，在古代中国走入近代中国跬步荆棘的征途上，具有交替变奏的特征，兵战时代、商战时代和学战时代皆有不同的趋新内涵。仅囿于某个阶段的新式思想脉搏，是很难涵盖“趋新”这一动态性史学概念的完整性的。本文称谓的“趋新”，是与世纪初年“大局日非，优莽将起”的国势社情相联系的，是戊戌精神的演化和变迁，也是与当时结党自救倾向相适应的更具近代化的文化、伦理走向。
    由昔日的道统信仰主义转向近代理性主义，由脱离世俗的“圣化”，远离经济的政治化以及脱离实际的虚文化势态转向世俗化、经济化和务实化，并籍西学价值和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这是趋新意识孕育生成的基本运作履程。世纪之初的趋新意识并非是晚清社会自然发展、瓜熟蒂落的结果，列强的侵略行为撞击着中国社会的自然运作和分化，也促使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改变了原有的恒定态势，在中外文化和心理冲突中，展示着自身的分化和变异，“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思想意识迹迁的重要动因，风貌各异的趋新意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屡屡改型换代，时至世纪初年，趋新这一动态性概念又发展到独立意识、叛逆意识和皈依西学神脉这一层面上，在操作上则表现为抗衡对垒旧道德，输入文明进化之风气，强健孱弱之体魄，全面改造国民性，铲除那种延续恒久的恶习陋俗。趋新概念的交替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变幻风云呈现出桴鼓相应，步趋相承的重要特征。
    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大多不宣而废。其后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社会功能性组织，渐次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趋新社群。西学价值理念的源源输入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促成这一社会群体孕生的两大动因。
    西学东渐，西俗东迁的历程冲撞着旧有士林、官绅等阶层的知识和心理结构。留学生群体、国内学堂学生群体、文化传播阶层、开明士绅等群体，在西学价值理念的熏染下，走上了与清廷决裂、与传统士林的人生道路相左的新征途。这些趋新社群从昔日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转变为面向现实，勇于思考和创造，逐步从儒学价值行为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新知识、新思想、新学说主要是受惠于欧美、日本的近代文化思想的洗淘，尽管他们经由报刊、译书、学校教育及留学途径所了解的西方近代文化还很不完整，彼此之间又有较大差异，乃至异常悬殊，但他们治学方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都与西学的源源输入息息相关。积重难返的孱弱国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其维系思想和价值理念的主要精神动力。
    各种新式社群组织的涌现，也显示出清末中国社会经济诸因素的重新分化和组合。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变迁：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趋明朗，小群体意识得以强化。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众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以社团形式可以更有效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欲求。其二，由不同群众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种以政团、社团为形式的趋新社群已渐次取代了旧有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而演变成一种新式的群体粘合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趋新社群组织的崛起规模和数量多寡，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趋新势力的活跃程度是相吻合的。江浙地区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并且自戊戌以来国内各埠诸多开明趋新人士汇聚涌入上海，企求以政团、社团组织的形式吸引聚合更多的趋新分子。加之1901年后清廷复行新政的大气候，使得各种趋新社群由秘密转入公开，原来功能单一化的政团组织，也渐次演变成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东方杂志》等几十种报刊传媒的报道统计，1901-1904年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等地，先后建立了功能多样的趋新社群组织271个。 这些社群组织较多地集散于省会、商埠等地，但在江浙等地也开始向府州县镇等基层社区延伸扩展。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趋新社群的聚合，也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征象。
    事实上，世纪初年，由于中国基层社区开明趋新的势力，往往受经济、文化和传播等因素的作用，因而就显得藐藐单薄，少数开通之士即使有趋新的意识和倾向，但因势单力薄，无法聚合成整体能量，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在大都市、商埠的本籍人士，而后者则有志于输入进化文明之风气，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踞于都市社区的趋新组织也有向内地府州县扩散的意向。诸种因素的综合运作，有力地促成了城乡趋新分子的结合，使分散的趋新能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社会阶层这一排列组合的嬗变走势，大大增强了趋新社群的活动力量和影响力度。经济文化较发达开放的浙江绍兴的某些社群组织的创奠即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于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今春之交，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以沪上为人士荟萃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庼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乃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1〕，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 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蔡元培的演说也说明此种情形，“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2〕
    因之，在城乡趋新势力合力推促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各种趋新社群组织，诸多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小群体并存发展的新景象。江苏常熟一带时至1903年即创设了开智会、教育会分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体操会、音乐会等组织。〔3 〕浙江温州瑞安有体育会6、7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4 〕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演说会、阅报会、女学会等。〔5 〕都市趋新组织与基层社区趋新势力互为沟通、依托，从而促动趋新思想以能量辐射方式由都市而乡镇，由上层而下层，成为清末社会阶层变嬗的重要驱动因子。
    趋新社群阶层的主体是开明士绅、学生和媒介人士等。维系这一主体的精神命脉是清末的反叛意识、独立意识和平等自由意识。他们在反对官权、皇权、绅权，改造国民之自由、独立、自治意识的基础上聚结在一起，虽然显得结构松散，并且变动频繁，但已属近代中国社会较为成熟定型的社群组织，它的出现，促使孱弱的基层社区拥有了自己的精神旗帜，对封建时代运作长久的官绅民的恒定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剥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