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实践缘于对理论思潮的感触和探求。1901年至1904年的趋新社群，无论规模大小，功能如何，几乎都将近代意蕴的国民资格的培育作为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这一目标确定的依据，首先来自趋新社群对民众根性的把握及其病根的诊察上。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现状，趋新人士已经认识到积弱不振、麻木不仁、奴性十足、素质低下、乏独立质之心、无强悍之体、少爱国之行、公德缺失等等，都是国民根性的重要表现。积聚这种根性的症结，主要在于封建专制和奴化式的教育机制产生的长期影响。从完成革命大业对民族素质的要求来看，低素质的国民程度，也即无法对其进行革命宣传，即便强行宣讲“至高之主义”，则会影响和损害革命大业，“教育未普及，民智民德未进步，而语以至高之义，则有百弊而无一利”〔16〕。相反，民众由中世纪的奴性臣民进至近代国民，则“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专制，自由钟声震长衢”〔17〕。因之，改造和消弥国民劣根性，是时局之急务。
    世纪初年的趋新社群，既感触到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又纷纷提出了剪除国民根性痼疾的种种方略。在这个问题上，随着历史潮流的推展，清末社群曾先后出现过两种有代表性的改造方案，一种是强调宣传教育，通过思想启蒙的途径来改造，认为只有通过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后，才能实现改良政治；一种则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开民智”，发扬广大国民精神。1901--1904年国内趋新社群，基本上沿着前一种方案来看待国民性改造，他们主张，在新的人文环境里陶养适应国际竞争的近代国民性格。
    其一、构建和营塑近代国民的精神。清末各式学校、学堂逐日增多，它对传播科学知识，改变民众的知识结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功效，绝不可一笔抹杀，漠视其运作价值。但是，它是否就能造就出适应近代共和体制的新型国民呢？恐怕不可作此断言。趋新社会阶层的中坚人士认为，不应否认在精神和人格上依旧是“腐败”和“卑猥”，正象一个人，徒具身体器官，而惟独没有神经，这与泥塑像和傀儡人并无本质的差别。所以，他们提出要构建和营塑近代国民的“神经”，“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沈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18〕
    其二、推崇教育立人。无论是温和色彩的趋新势力，还是激进的趋新人士，都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 极力推崇教育立人。 1902年，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该会章程中规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19〕。后来修订章程时，又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扩大为“教育中国国民”，激进会员进一步解释说，“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20〕。当时进步的舆论认为，中国“犹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有志之士接踵而起，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大声而疾呼之，冀什一于千百，此诚吾国前途之大事欤！”“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21〕。在这种极力推崇教育的情况下，各种功能性组织纷纷视教育为本组织的重要宗旨，或重视报刊教育，或注重演说教育，或善于创设学堂，宣讲近代科学知识，展开了培育新国民的立体式教育实践。
    其三、健体尚武，淘涮东亚病夫形象。改造国民性，铲除民族劣根性，首先要求改变百姓孱弱屈从，统治者蛮横霸道的状况。以尚武、健体和独立民主来促使民众完成由臣民到国民，由羔羊到斗士的转变，打破官府列强赖以逞凶的武力垄断，这也是趋新社群的重要实践。以当时“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军国民教育会为首的一些趋新组织，提出了对全体百姓实施军事、体育教育和训练的呼吁，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任间而可得而闯入乎？”〔22〕其着眼点在于，以军事、体育训练统一国民意志与行动，清除一盘散沙的现状，对每个国民则要求强健体魄，掌握军事技能，洗刷东亚病夫形象，进而达到拯救民族危机，争得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
    应该看到，近代化既是一种历史演化走势，同时也是诸多因素变动运作的结果。其中，客体结构的再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和主体结构的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是近代化过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纪初年的趋新社群组织对两者关系的把握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国民性形成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忽视了自然经济结构对民族心理结构生成的影响；在消弥根性，营塑近代国民问题上，则漠视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因之，全力倾注于主观因素的改造手段，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3〕这就拨开了国民性改造问题上萦绕在趋新社群人士面前的迷雾。
    但是，在估价1901--1904年趋新社群的启蒙价值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立宪团体声名显赫，致使同时期崛起的趋新社群在启蒙层面的贡献却往往为史界所忽视。诸多国民性问题的论著鲜有涉及这一群体，而多将目力移至维新启蒙和新文化启蒙，惟独缺少了世纪初年趋新群阶层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其承上启下的历史方位和价值理应得到关注和研究，以成就历史的延续性和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