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认为，封建时代的东西方各国经济，属农耕世界之耕织结合之农本经济。但是，就中国与欧洲相比，农本经济结构有一重要差异：前者的牲畜饲养、放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后者，由于（西欧和中欧）土质粘结，农耕很早就使用重犁，需牛甚多，故饲养耕畜甚众；不植棉花，故家庭纺织业主要为毛织，致使养羊甚多；另外，人民有传统的肉食习惯，故而，畜牧，主要是牛羊饲养所占比重相当大。随着农本经济内部孕育出来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媒触在农本经济中扩大它的触及面，毛织与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就会因其比重之大，从常态中突出起来。因为，织物的商品化一般会在增长的幅度上大于谷物的商品化。在牛羊繁殖、毛织原料丰足并在农本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又处于有利条件下的地区，织物生产的商品化，对于农本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必然发生与其比重相应的较大、较深的影响，起突出的作用。而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11）
    三、政治作用论
    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其它政治因素起何作用？循此思路而写的文章最多，而且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从西欧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等的比较角度着眼的。
    庞卓恒认为，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始终主要是建立在宗法性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地主一农民这样的封建阶级结构之上，因此，始终把维护这种自然经济基础视为保证它的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命根子，故而总是重农抑商弱民、愚民。在这种环境下，诸如西欧中世纪那种城市经济和市民阶级等新因素便无从发展。而由于西欧的专制君主制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联系的加强而产生的，并且是靠着在市民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相互斗争中充当“表面上调停人”而确立起专制权力的，所以一般都实行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政策。（12）
    戚国淦在对16世纪中国明朝和英国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制度的同异之处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前者执行的是相沿已久的抑商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后者则奖掖工商业、保护资本主义成长。（13）萧国亮集中比较了明清两朝的抑商政策和同期西欧的重商主义政策。（14）许丽娟对中西封建国家在商业政策上“重农抑商”和重商主义的差异，对工商业者态度上贬抑和联络、支持的差异，在关税政策上单纯的高税收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不同税收政策的差异，在货币政策上落后混乱的货币政策和统一有效的货币政策的差异，在劳工政策上限制劳工流动、改业和强迫劳工服从新式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资本主义萌芽在中西方均已发生的共同前提下，之所以结局不同，生存条件起着决定作用，而国家政权的作用则是其中最重要的。（15）
    杨翰球在《15至17世纪西太平洋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16）一文中认为，15至17世纪中叶，是欧亚大陆先进国家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或濒临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或生长的时期。此时，国际航海贸易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具有极大的意义。中国及西欧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贸易势力之衰与兴，其重要原因乃在于国家政权对待航海贸易之态度。在政策方面，与中国之贬抑压制、摧残相反，西欧各国大行鼓励、扶持、保护；在对待海军与殖民地问题上，中国明王朝之强大海军是贯彻海禁政策之工具，主要活动于沿海，阻止中国人向外发展，对于在海外的中国航海贸易势力，明王朝不仅不给予任何支持，且可耻地与西欧殖民主义者里应外合，共同夹击，而西欧各国王权则把建立强大海军及占领更多殖民地作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之根本手段；在对待海盗问题上，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海盗与海商本为一体，明王朝以招抚为误国之道，一贯实行“严诛剿”政策，而西欧各国王室或政府为了保持和争得海上霸权，增加国库收入，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活动，同时限制其对本国商船之劫掠，英国都铎王朝给予海盗以高官厚禄。这种巨大的政策反差，使西欧资本原始积累速度加快，而中国则根本就不能朝原始积累方向有所发展。
    在寻找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得以发展的环境时，徐浩从社会政治结构特点的角度，探讨了政治作用问题。在概述了行政、司法和教区体制及其与农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关系，并与中国秦汉以后的情形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英国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多极性、分散性的特点。农民一身兼有三重身份：在村镇里，是村民加国王之臣民；在教区，乃教民。无论村镇、庄园或教区都有权管理和监督他们的行为，但其中哪一方都不能完全地控制他们。加之教权、王权和领主权力往往矛盾冲突，故而他们可以利用长期保留下来的马尔克公社的原始民主传统，通过自己“静悄悄的劳动”，“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村镇中管理具体事务的，大多数情况下，是经过农奴选举或认可，对他们负责的农奴。庄园审判所依据的法律也总在适应形势而不断变化。宗教所加于农民的精神束缚也较小。这都有利于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当然也就有利于封建制度的解体了。（17）
    四、城市作用
    史学界素来重视城市在西欧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其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的地位，自然更是受人关注。
    穆正平在《略论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若干特点及其在促进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作用》（18）一文中，指出了西欧中世纪城市与东方封建国家的城市不同的两大特点：1.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2.独立或半独立的市民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这就使得城市具有促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瓦解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引起封建阶级结构分化和矛盾激化、使封建制度从政治上受到致命打击之作用。
    赵建民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19）一文中，从中西封建城市对比的角度，剖析了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原因。他认为，与中国封建城市相反，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发展的产物，并在反封建斗争中发展，是瓦解封建制度的革命因素。城市在社会中的此种地位，决定了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较早。对此种观点，沈定平在《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20）一文中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认为中西城市的差异并没有穆文所说的那么大，而共同点则更多。
    陈昌福在《试论西欧城市的兴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21）一文中认为，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小商品生产才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它一方面逐渐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又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诸要素游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