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邦政治领袖及改革的差异
    在中国城邦，由于王室一直占据着领导地位，君权、王权又是世袭方式为主。所以，长期以来上层显得死气沉沉。不过，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城邦的鼎盛时期到来，出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商人阶层操纵当时许多城邦的经济、政治。其政治代表人物还登上政坛，在争霸、改革中导演出一场商人执政的历史剧。其时间从管仲到吕不韦，长达四百余年。可说是中国古代史中绝无仅有的一段特殊历史。当时活跃在各城邦的著名商人政治家除管仲、吕不韦外，还有子贡、弦高、范蠡、白圭等。此外，当时中国城邦执政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公卿中很多并不本是邦人。有的还是下层平民出身，如吕尚、管仲、孔子、蔡泽、魏冉、张仪、范睢、孟尝君、文种、范蠡、商鞅等。他们都不是在母邦而是在客居他邦大展宏图的。
    在西欧城邦国家，王权被很快削弱。如雅典在公元前7世纪，王权终身制就被取消，王权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民主时期执政的则是各色各样的公民领袖。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就把雅典民主发展的每一时期，都与谁充当公民群众的领袖紧密联系起来考察。芬利则把这种领袖称为“政治结构的建筑师和政策的制订者”（11）。在雅典民主中，充当领袖人物的始终都主要是富人。因为他们富有闲暇，能够担任无薪的公职，他们受过较多教育，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因而知识较多，又能言善辩。在公民大会等民主机构中能提出各种议案和以自己的雄辩术征服众人。影响会议进程，左右城邦政治。在雅典民主政治中，财富虽不起直接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巨大的间接作用。因当时城邦财政收入不是靠公民的各种税收，而是靠富有公民的捐助来承担公共服务支出的费用。故有人说，虽然并非所有捐助者都是雅典的政治家，但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在捐助之列。真正的贫穷公民能当上民主政治领袖的还找不出一个。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平民领袖，出身于工商业奴隶主的如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阿西比德等人，实际也都出身显赫的贵族家庭。他们是雅典最大田产的拥有者。这是因为雅典城邦说到底还是个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从事工商业的多是外邦人，他们在政治上占不到优势。在西欧一个财产私有制的社会里，全权公民的财富就是他的政治资本。而有这资本优势的人，一般都是土地贵族。
    由于中西城邦政治领袖存在着差异，尽管中西城邦在古典时代其内部的阶级矛盾都是一样的，主要表现为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各城邦的改革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都是一样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他们在改革的方法和改革内容上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结果也迥然不同。
    先看中国城邦。以齐国管仲、郑国子产、秦国的商鞅为例。他们是分别代表春秋战国不同时代的城邦改革家，也都是一代专国之政的独裁者。从内容上看，中国城邦改革者很注重经济改革，通过经济改革达到富国强兵，以推行其政治改革。最后目的是，对内建立集权政治，消除内部矛盾；对外争夺中原霸权，或完成统一。管子有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2）。在此理论指导下，管子的实践就是“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13）。一方面利用天然资源发展经济，另方面又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不许杂处、迁徒。公民的行动自由、职业自由被剥夺了。同时在政治、军事上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14），军政合一，建立起集权政治。结果“一匡天下”（15）建春秋第一霸业。至于子产的改革内容，有人说其为政最根本一条是走民主政治道路。因为他说过：“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他还有不毁乡校的美谈。（19）。其实这都不足以说他是在发扬民主政治，而是独裁者的一种伎俩。从其改革内容看，主要是“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20），建立起集权制的经济、政治秩序。通过建立贵族与平民的等差达到消除矛盾的目的。他“铸刑书”可说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最重要一着棋。经他这开先河的改革，将整个中国城邦历史推上了集权制的新台阶。最后完成集权制建设，要算商鞅变法了。他继承东方各邦之变法，为顺应城邦由盛而衰的历史，在经济上摧毁了城邦的土地制度，“坏井田，开阡陌”（21），将公私之田演化为封建的两极土地制，政治上则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建立集权政治、推行郡县政体。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得清除古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改革之初，“令行于民期，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22）。说明当时秦国民主残余尚存，公民的行动、言论还具有城邦公民那种自由、无拘束的特点。但商鞅是个很会权术的人，“徙木立信”就是向旧的城邦民主制挑战，在民众中建立起心理压力，以便推行独裁，在其独裁受到旧贵族挑战时，他又借助民主的残存意识“虽太子犯法，亦不可免罪”予以回击。既让有城邦民主残余思想的秦人平衡心理，又巩固了自己的独裁，迫使秦人就范。于是“秦人皆趋令”。当变法七年取得成效后，“秦民初言令人之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23）。商鞅就是用这种权术，使公民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一句话不能让公民参政、议政。“其后民莫敢议令”（24）。独裁巩固了，目的达到了。矛盾在高压下解决，政治走上了集权，为明天的封建专制大帝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再看西欧城邦。以雅典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为例。他们的改革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希腊城邦的改革者也重视经济改革，因为经济是任何时代政治的基础，但他们也注重与社会改革结合进行，其方法是对内消除旧的社会等级，增强公民权利，扩大公民范围，用民主和平等来缓解内部矛盾，建立民主政治，达到富国强兵。对外是争夺希腊世界霸权，维护城邦制度。例如梭伦，他是贵族出身，其上台执政的情形跟中国城邦的很多有改革精神的公卿差不多。并一样具有独裁者的身份，“掌握着贵族和平民双方委托的政府大权”（25）。但在改革中，他却顺应潮流倒上了平民，成为平民反对贵族的领袖人物。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比管子的要彻底得多。是次名符其实的社会革命。他不仅通过“解负令”废除了“六一汉”，而且通过财产等级原则和“四百人会议”打破了氏族贵族的专权，为平民争得了政治地位，增加了平民队伍的力量，用民主政治来弥合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梭伦开了雅典民主政治之先河。其改革中心就是提高平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梭伦改革的继承者克里斯提尼，也如法泡制。他同样出身贵族，但在改革中也倒向了平民。将民主改革引向深入。其“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陶片放逐法”等措施，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一切政治界限。彻底肃清了氏族制度的残余。民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到了伯里克利时期，贵族会议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执政官和其他各级官吏已向各等级开放。“抽签轮流执政制”和“津贴补助制”将雅典民主政治推了最高峰。可以说，雅典平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通过多次顽强的改革，一次比一次彻底，这不但使自己免遭受贵族奴役的威胁，而且成为城邦的集体主人翁。他们创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直接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以人为中心，以民主为目标的改革，对西欧中世纪史的尽快结束也有潜在影响。这些都与中国城邦改革大相庭径的。
    总之，中西城邦制在具有共同性质的前提下，存在的差异很多，也很明显，就不一一比较。至于造成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进入文明时的历史背景不一样，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不一样，尤其是不同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运行轨迹影响很大，还有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无关系。同时，中西城邦差异的结果又影响了下一阶段中西历史的不同发展，一个是由内部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封建专制大帝国，封建制顽固延绵二千年；一个是由外部作用，形成了割据的封建农奴制小王国群，并很快走完了其历程。对这些问题，限于篇幅，将另作拙文讨论，此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