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与刘承恩、蔡廷干、张春霆的武昌会谈。该会谈从11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前后进行多轮。会谈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二是汪精卫等人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北京会谈。袁世凯“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则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5页。）当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等解决时局的条件，并要求汪商于南方革命党人时，汪精卫立即电告黄兴，且立即得到回电：“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注：《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三是顾忠琛与廖宇春的上海会谈。1911年12月20日，受独立各省联合会所推举的大元帅黄兴的派遣，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又名少游）在上海开始密谈。谈判中，廖宇春提出优待皇室、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等四项议和条件。顾忠琛保证：“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注：《辛亥革命》（八），第106页。）经过商议，最后达成了包括意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一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四是伍廷芳与唐绍仪的上海会谈。谈判从12月18日到31日，这是南北双方的正式谈判，也是南北间最重要的谈判。内容虽然涉及到停战、国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核心和关键却在于由谁来掌握行将建立的新政权。谈判结果，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除此而外，黄兴还与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注：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87页。）。
    第四，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汉口会议：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任务在于筹组临时政府。经商议，与会“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会议又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注：转引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1页。）。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显然，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此两项决议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尽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着实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位领袖。从前揭内容可知，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人选问题上，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汉口会议决定设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上海会议、南京会议设大元帅暂行临时政府总统职务情况下，确定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也是黎元洪、黄兴，而不是孙中山。可以说，“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注：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即便其后孙中山归国也不可能形成由他来主持临时政府的历史事实。孙中山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恰恰是临时政府成立确实迫在眉睫，袁又迟迟不予来归，黄兴、黎元洪又在大元帅之职上形成僵局，临时政府陷于难产这一特殊情况的产物。众所周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确实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主持政府，但“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8页。）。为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三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年版，总第426页。）。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27页。）。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着，然后得有被选资格”（注：《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43页；上册，第463页。），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注：《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43页；上册，第463页。），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注：《革命文献》第三辑，总第427、428页。）。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27页。）。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注：《辛亥革命》（八），第107、8页。）。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注：《辛亥革命》（八），第107、8页。），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