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中山就任期间，徒有临时大总统之名，而无临时大总统之实，在事实上不过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家。在政体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表示“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注：《革命文献》第三辑，总第427、428页。）。并认为袁氏来归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己莫属，“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注：《革命文献》第三辑，总第426、430页。）。对于“临时”总统名义他曾提出过异议，可是，不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而且就连所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事实上也不过是徒有空名。这着重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言论方面，孙中山一再被迫表态，暂时承乏虚位待袁。如前所述，孙中山还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被迫声明是“暂时就职”，尔后又亲自对袁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1912年元旦又以誓词昭告天下，“专制政府既倒”，他就“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由于孙中山所就任的大总统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临时”的，“虚位”的，因而才使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非但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谬论，尤其是袁世凯的野心，反而唯恐各方疑虑，不得不一再发誓表明自己的虚位待袁、不会恋栈的心迹。临时大总统一职就任不久，孙中山就一再声明，“但求达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一旦共和确立，即“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注：《辛亥革命资料》，第29页。）。在《劝告北军将士文》中，孙中山也说：“暂就临时之任，借以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注：《辛亥革命》（八），第18页。）。对于袁世凯，孙中山被迫一再剖白。1月2日，他亲自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1月15日，孙中山又通过伍廷芳电告袁世凯：“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注：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8页。）。后来当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后，孙中山果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表示：“本总统当践前言，辞职引退”。孙上述的这些言论和最后的辞职行动，既是革命党人与南方以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袁君的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又是孙中山之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的绝好说明。
    二是事实方面，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虚位”的临时大总统起，到同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辞去“虚位待袁”之临时大总统一职止，前后共40余天。在此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皆是“名”“实”不符。就政府而言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而史有“次长内阁”之称。作为总统之席在实质上则是孙中山取其名，“虚位待袁”取其实。以致孙中山在行使临时总统权力时总有些蹑手蹑脚，力难从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张继就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注：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31页。）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注：《革命文献》第三辑，总第426、430页。）在此期间，极富革命精神的孙中山确曾有过誓师北伐、直捣黄龙，以取消南北议和，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由于黄兴主张“化敌为友”，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1981年版，第200页。），汪精卫则“攻击孙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1981年版，第200页。），“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7页。），其他诸人也心向袁世凯而不得不转而同意继续南北议和和虚位待袁。尔后，孙中山尽力克守“临时”总统之本份，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主持和如何在扞卫共和国成果前提下把位置还给袁世凯方面，即便是对具有立法性质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省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作为其有实施责任之总统的他，也因其虚位性质且终将归位于袁而没有实施。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并于次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氏最终反正归位。“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转引自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南京临时参议院则在通电中称赞袁氏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注：《辛壬春秋》第一册，第3页，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1118页。），而把曾作为临时政府首位大总统的孙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唐绍仪组阁，以接管由孙中山看守的临时政府。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大印，正式解职，至此，孙中山还位袁世凯的手续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的人选问题上，南方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自始至终都是选定的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1911年底的当选只是他们在临时政府组建迫在眉睫而袁世凯尚未反正来归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且，孙中山所任的始终不过是一个有临时总统之名，而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纯系“暂时承乏”。尔后孙中山卸任交印实属还位于袁世凯而非“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他的民元“还位”的确是一大憾事，也确令我们无限惋惜，抑或无法接受。但是，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对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予以勇敢的正视，以还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自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主观愿望使然，而应当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整个资产阶级局限性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