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战争后，德国的统一已“不光是德国的问题”①，而是一个牵涉到欧洲政治格局变化的国际性问题。换言之，德国要统一，不仅要具备必要的内部条件，而且必须在国际上得到其它欧洲列强的首肯或排除它们的阻挠。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此，他在推行“铁血政策”，武力统一德国的同时，在外交上精心谋划各种策略，充分考虑到各列强对德国统一运动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普鲁士的相应对策，通过连锁反应式的三次王朝战争，结束了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可谓匠心独运。下文拟以俾斯麦筹划三次王朝战争为线索，剖析其统一德国过程的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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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1864年丹麦战争。这次战争祸起于丹麦政府不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公国（下称两公国）的传统历史地位并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历史上，荷尔斯泰因一直是德意志的一部分，石勒苏益格从中世纪早期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国”，且二者根据统治者克里斯提安一世1481年的法令而“永远不可分离”。其中前者居民是德意志人，后者居民中丹麦人和德意志人各半，并通常是由讲德语的文官管理”②。1815年维也纳会议不顾民族愿望，将两公国和德意志另一小公国劳恩堡划归丹麦国王统治，同时规定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为德意志邦联成员，埋下了德丹之间纷争的种子。1848年，丹麦和德意志为以上三公国的归属发生冲突。欧洲列强为解决双方纠纷，曾于1852年签订伦敦议定书，其中规定保留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传统特权，保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自古以来不可分离的地位，规定三公国在丹麦国王领导下各自与丹麦联合③。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
    然而，1863年3月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宣布将两公国分开，并限制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传统权利。11月，丹麦通过《十一月宪章》，完全取消石勒苏益格的传统地位，由丹麦政府直接管辖。随后，丹麦新国王克里斯提安九功签署新宪章。这意味着丹麦政府推翻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德意志舆论立即哗然。德意志邦联议会为此曾向丹麦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其收回法令。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检验“铁血政策”的千载良机。在这一争端中，俾斯麦的目标很明确：利用有利时机，吞并三公国，作为统一德国运动的第一步。他曾毫不隐讳地表示：“从最初起，我就坚持着眼于兼并”，“各公国并入普鲁士是它们的顶点。”④
    此时国际整体形势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德意志，唯一有实力与普鲁士抗衡的奥地利，因其多民族国家的特性，既不愿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问题的民族主义倾向，又担心因此在德意志失去威望。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使它失去了两公国问题的外交主动权。在国际上，东方强邻俄国因在1863年波兰起义时得惠于俾斯麦的支持，报之桃李，作出了“绝不出兵打普鲁士”的保证。西邻法国由于种种原因，也不想与普鲁士为敌。英国起初威胁要进行干涉，但在没有大陆盟国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两万陆军显然难有作为。况且英国民意也同情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努力。再者英国政府本身也想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而并未全力介入⑤。
    鉴于以上形势，俾斯麦在两公国问题上采取的第一个策略为：依据国际法行事，杜绝其他列强干涉的口实。他不是打着锋芒毕露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旗帜，而是以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为名，反对丹麦吞并石勒苏益格。这种立场貌似保守，似乎为了维护现行欧洲秩序，实则有利于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国的干涉，同时也有助于将一惯惧怕和反对民族运动，力保欧洲既有秩序的奥地利纳入普鲁士的政策框架之中。因此，当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张普鲁士废除1852年伦敦议定书，收回诸公国时，俾斯麦却在议会中宣称：“绝不参预这种违反国际义务的事。”⑥就奥地利而言，它既不能忽视德意志民族情绪，又不能使两公国通过民族自决这一多民族帝国最惧怕的方式脱离丹麦，更不愿让普鲁士单独作为德意志利益的维护者出头露脸，故对俾斯麦联合维护伦敦议定书的主张报以迅速响应。从以上意义上，以维护伦敦议定书为名对丹麦开战，既可“避免英、俄在1848-1849年那种威胁性的干涉”，而且可“迫使奥地利与普鲁士共同采取措施”⑦。普鲁士因此可以牢牢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
    俾斯麦在两公国问题上采取的第二个策略是：与奥地利进行合作。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有四：第一，掩饰吞并两公国的最终目的。英法等国都反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英国不愿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转到比丹麦更强大的国家手中；法国也不愿看到普鲁士在人口和幅员上继续扩大；奥地利更怕自己的竞争对手新增力量。如今普奥联合行动，在英、法、奥等国看来，这是防止普鲁士独吞两公国的较为可靠的保证。第二，普奥联合行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英法可能联合干涉的威胁，而且可以化解奥地利的阻挠，防止再现1850年那种因奥俄两国压力而迫使普鲁士放弃统一德国计划的“奥尔缪茨协定”。第三，与奥地利合作，将其纳入普鲁士政策之中，可以使普鲁士掌握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主动权。1863年12月，普奥两国把德意志邦联撇在一边，宣布在两公国争端上根据1852年伦敦议定书行动。1864年1月，两国在要求丹麦取消新宪章未果之下，出兵击败了丹麦军队，迫其停战求和。奥地利在两公国问题上的合作态度如此温顺，以至有人戏言“维也纳的内阁设在柏林威廉街”⑧。俾斯麦自己也得意地宣布：“维也纳的政策如此在整体上和细节上服从柏林的指挥”是“从来没有过的”⑨。第四，俾斯麦与奥地利合作乃权宜之计，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两公国问题，为日后将奥地利逐出德意志埋下伏笔。对此，直到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时，人们才大梦初醒：俾斯麦与奥地利结盟，“为的是在后来又和奥地利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⑩
    俾斯麦在两公国问题上采取的第三个策略是：坚决反对将两公国变为独立的德意志邦联成员国。这是因为：第一，两公国作为独立邦加入邦联，除了在松散的邦联中新添一位成员外，丝毫无助于推进德意志的统一进程。第二，从政治上看，一旦两公国组成新的独立邦，必然会增强德意志境内本已强大的中小邦分离势力，增强奥地利为首的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政策的因素，使德国统一问题更加复杂化。更重要的是，“普鲁士的一切吞并希望便不复存在了。”（11）这将意味着俾斯麦统一德国政策的初次尝试的失败。第三，如果由普鲁士兼并两公国，将有助于普鲁士海外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力量的加强，为“铁血”统一德国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1864年2月，普奥联军越过艾德河，进入石勒苏益格，丹麦战争爆发。由于其它列强作壁上观，丹麦政府自知不敌，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苏恩堡等三公国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