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洪秀全学习西方的反侵略思想
    1856年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开创新朝”事业大有希望的时候，革命最高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亲痛仇快的内讧悲剧。这次内讧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中经韦昌辉滥杀无辜，到1857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结束，历时近一年。内讧造成严重的恶果：一是这次“天京王杀王”的悲剧，使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只留下天王孤家寡人一人外，前期领导核心全被破坏，“自坏长城”；二是清军乘机攻占武昌、九江、镇江等长江中下游战略要地，到1858年清朝重建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三是更为严重的损失是“人心散乱”，广大将士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太平军内部有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依旧让咸丰。”因此，当时曾国藩曾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太平天国面临着由盛转衰的严重危机。
    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象曾国藩预期的那样被镇压，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客观上一是当时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可能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仍处于高潮，分散了对天国的压力。主观上是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重建领导核心，“振作同心”，艰苦奋战，于1858年继三河大捷之后，又取得二破江北大营的胜利，使太平天国得以“稍可自由”。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前期洪秀全向西方学习还停留在宗教上，那么后期则触及到学习西方经济、政治等实质问题。这一新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他批准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学习西方的政纲《资政新篇》上。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在香港七年学到的资本主义知识，向天王提出的力图振兴天国的近代化政纲。《新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
    政治上，它要求加强“权归于一”的中央集权，反对“联盟结党”的分裂主义倾向，学习“西邦邦法”，即若干民主制度。
    经济上，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火船技艺”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鼓励私人雇工设厂，制造产品，给予专利，允许“百万富翁”存在。
    思想文化上，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朴实文风，兴办新闻馆、医院、学堂等公益事业，禁止贩卖鸦片、人口等。
    外交方面，主张自由通商和平等友好交往，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立场。更可贵的是，它认为与外国“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善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诬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诬字样，是口角争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新篇》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与“番国并雄”的“兵强国富”的近代化国家，“奋为中地倡”。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么《资政新篇》则是“欧风美雨驰而东”的结果。
    洪秀全对《新篇》的28条建议，除“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三项表示以后再行，有16处批“是”，七项批“此策是也”，说明他基本上都是赞同的。这就说明洪秀全是顺应时代潮流，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真理，思想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新篇》是游离于农民运动之外的舶来品，与太平天国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主张。这是一；其二，事实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张搞近代化的不仅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还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和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七条近代化建议；第三，太平天国后期，实际上已经开始购买制造洋枪、洋炮、轮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比洋务派搞洋务运动还早几年。那种认为农民天然拒绝中国近代化观点，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生活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进军苏浙胜利后，洪秀全把广大将士奋战的一切胜利，归功于上帝的保佑，从而更迷信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拜上帝教成为束缚洪秀全至死的严重精神鸦片。同时效法古人“众建诸侯而削其力”的方法，滥封王爵，更加深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主义倾向。与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相反，清王朝则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满汉地主阶级和中外反动派则公开联合起来镇压革命。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经世派执掌军政大权，以各个击破的手法进攻太平天国。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洪秀全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表现了学习西方接纳新知的开明，又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两者具有同样的光辉。他号召太平军将士，与“妖（清朝）及番鬼盟军”展开英勇的反侵略、反清的武装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精神。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和清朝统治得以延续，除了其它主客观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派势力。洪秀全与曾国藩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中世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力量。结果只能是传统战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