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以拓展其思想和有助于他的实践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从儒家经典中摘取引用了很多箴言并以此打通了迈进传统文化宝库的门槛。在他所引用的箴言中，概括其至要者有8句话，依次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孙中山对这些语句并没有采取注经的方式详加考究，而是运用到其言论中作为他思想与活动的合理性佐证。孙中山之所以放弃医学而转道政治，走上政治救国救人之路，与这些思想对他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他本人说的那样：“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1〕。 不管孙中山采取哪种文字载体来探索中华文化，他把“先知历史”同“改革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恰是体现了他运用经史之学为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借鉴及服务的鲜明目的，从而开启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新命题之先河。
    孙中山素重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必然会给孙中山以启迪和影响。在孙中山丰厚的思想体系中不断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光点，而这些光点又予孙中山的思想增添了许多颇可令人瞩目的色彩。经过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择取精华又不泥古并且加以提炼和改造，不仅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而且更加充实了孙中山的思想底蕴。
    第一，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乃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爱国主义既包含有由忧患意识而导引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感，又蕴涵着对祖国的浓郁热爱之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以“振兴中华”相砥砺，恰是其历史责任感的体现。他面对着列强交迫、国势日衰的状况，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于是“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以“振兴中华”〔2〕。 孙中山能够百折不挠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恰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然。孙中山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着热爱的情感。他于1911年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写道：“昆仑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力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姓乎！”〔3〕1916年， 他在《规复约法宣言》中又写道：“吾国有六千年文明之历史，有四万万之民众，地大物博，人习勤劳，加以尚慈善、好和平、善服从之诸美德，苟见发挥而光大之，则民生日遂，国度日昌，可操左券而获”〔4〕。因此， 孙中山对中国革故鼎新的前途抱有希望，“因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5〕。
    第二，在孙中山倡导革命、力主共和、提倡民生的思路框架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被直接地加以利用。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中寻找到历史的佐证。他说：“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6〕。 孙中山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箴言作为其提倡民权以实现共和的历史资鉴，并对尧、舜禅让制的“公天下”非常推崇，分别于1912、1920年为《天铎报》和《新青年》杂志题写“天下为公”4个字〔7〕。关于传统文化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启导作用问题，孙中山在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作了如此概括：“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于是，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8〕。
    第三，孙中山从中国讲政治讲道德的传统认识到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历史本素注意政治，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屡言于数千年前，是吾人政治经验，应算宏且富矣”〔9 〕。他还说：“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然每闻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谈政治为高’。此种谬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孙中山主张发扬中国传统的好道德，认为中国古时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之所以能使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10〕。孙中山强调指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必须使国民树立良好的道德。
    第四，孙中山总结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和从孔子善于做宣传的启示中进一步悟出加强对三民主义进行广泛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表面上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在实际上“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为进一步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孙中山以孔子周游列国为证，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11〕。孙中山把中国文化的产生完全说成是孔子宣传的功夫，这确实有些偏颇，但他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新文化的相提并论，显然又是从狭义文化的角度立论的，孙中山的用意显然是为了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后来孙中山在广州依次开办了军官学校和讲习所，把用枪炮去奋斗和用语言文字去奋斗同步进行。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上说：“向民众宣传，就是同向敌人猛烈的进攻一样。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心，就要用宣传的方法。”孙中山还引用了“至诚感神”古语，强调革命党人必须以“至诚”立心，“来做宣传一方面的革命功夫”〔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