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中山在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和传统文化赋予孙中山以启迪的过程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恰当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在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冲合背景下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界定孙中山文化观层次的实质所在。因为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后，传统文化能否与社会更新相适应；西学东渐的结果导致中国原有文化结构的嬗变，传统文化能否与西方文化合璧，这些都是需要做出解答的。对此，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并带有时代感的见解。
    第一，“因袭”与“规抚”、“创获”贯通。这是一组既带有辩证色彩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命题。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对其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的37年革命历程作回顾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在这里，“因袭”乃“创获”之源，“创获”又是“因袭”经与“规抚”相联接的飞跃，孙中山对此具有典型意义的阐述廓清了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古代有唐虞的揖让，有汤武的革命事例，在学说上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而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不可谓无民权思想”。但“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于是有民主立宪即共和制的产生。然而，孙中山经游历欧美的考察，发现三权分立并非完备，经“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于是，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13〕。
    第二，有选择地“保存”与“放弃”并举。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应当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态度，对此，孙中山有深刻而明晰的认识。他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4〕。又称：“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15〕。前面所述孙中山习惯于从被视作中华箴言的语句中进行一些摘取并为其所用，可以说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亦可以称作是弘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孙中山意识到保存中也有放弃，放弃时不断创新的问题，强调既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又不泥古。对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方法，认为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他主要从政治不能进化和学术不正当两个角度去指陈封建的糟粕。认为，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前是很好的文化，而在此后则没有进步，其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表现在：一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必然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二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只知道埋头经籍，盲目崇尚古人，迂腐僵化，缺乏独立意识，他们“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怎么能够进步呢？”〔16〕
    第三，“易旧为新”与“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和“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三者间的交错递进。把中国的旧文化经改造变成中国的新文化，这是历史的进步，其间离不开从外国的新文化中引进新养分。但是，在学习西方新文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中国旧文化的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同时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重放异彩之际仍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此乃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可行之路。在这三者交错递进的关系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看法。首先，孙中山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易旧为新”。他指出：“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17〕。其次，孙中山坚决反对那种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他指出：“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18〕。再次，孙中山的文化理想是中西合璧以求同欧美并驾齐驱。孙中山针对一些不曾过细考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年青人所持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指出他们以为流行于一时的西方某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19〕。即使是孙中山于1924年在日本神户所做的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虽然他把欧洲与亚洲的文化分别定性为“霸道主义”和“王道文化”，流露出贬前者褒后者之意，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欧洲文化，而是强调应继续学习欧洲的科学。指出“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是为打不平”〔20〕。可见，孙中山力图恢复传统文化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强调不能“不学外国的长处”和主张“要学欧美的科学”，这是以主动的姿态来对待中西文化的，而并非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简单回复。
    在近代中国，从魏源到孙中山，曾有诸多思想家面对着西学东渐后中国文化结构嬗变的局面，就怎样审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冲合的问题提出过种种看法，但谁也没有能够像孙中山那样，既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又竭力主张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除去其糟粕，进而还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这样的三维构思不仅体现出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确实有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而且表明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向的前瞻性特质，并为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同略），第321页。
    〔2〕〔3〕〔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79、441页。
    〔4〕《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5页。
    〔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0页。
    〔7〕《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0、 634页。
    〔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页。
    〔9〕《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3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5、247页。
    〔1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9-35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15〕〔1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9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页。
    〔18〕《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2页。
    〔2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