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当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以后，属于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并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在后来近千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的势力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恒河下游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称为列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国所统一。因佛教产生于此时，史称“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商人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商人阶级在群众中扎根久远，并以它的能动性给佛教发展以有力的支持；反之，商人在佛教庇护下，得以迅速成长壮大。商人与佛教紧密相伴，商人阶级随着佛教活动的延伸而发展，他们相互依存、生死攸关，共同参与社会和人生，对推动古代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不仅在世界宗教史上绝无仅有，同时，也成为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人的显著特点。本文拟就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作些探讨。
    一、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
    古代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区域，此外，还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印度河-恒河平原曾是古代印度历史上重大事变的主要舞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化发祥地之一。次大陆早在远古旧石器时代就有了居民。从公元前3000年代起，达巴毗荼人在次大陆占居了重要地位。一般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就是他们创造的。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而本地居民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前，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居民，虽然种族与语言不同，但他们已越过了游牧阶段而定居在许多城市之中。这样的城市原来都在印度河沿岸，靠近水源，交通、捕鱼都很方便。后来印度河几经改道，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就离河流较远。因为这些大小城市都与印度河有关，所以学者们把这里的文化统称为印度河文化。
    从考古发掘所得资料可以推定，当时印度河流域已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就是其中较大的两个城市国家，总称为哈拉巴文化，它无疑是印度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拉巴文化的时间范围，在中心区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在周边区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年”①。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城市，面积和布局都很相似，皆由卫城和下城（居民区）两部分组成。占地大约各有260公顷，居民大约各有35 000人。从发掘材料看，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一文化是青铜文化。铜器和青铜器已被大量采用。这些金属器不仅有金银、珠宝等装饰品，匕首、矛头、箭簇等武器，而且还有生产和生活用具，如斧、镰、锯凿、锛、刀、针、锥、鱼钩等；当时已能对金、银、铜、锡、铅等多种金属进行冶炼、锻铸和焊接，人们还学会了使用Circ perduc（融蜡）法，铸造青铜器。第二，这一文化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城市文化。卫城有高厚的城墙和防御塔楼，城中建有大浴池、粮仓、会议厅；下城街道整齐，布局合理，主街道宽达10米，下有砖砌排水沟。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青铜镐和带齿的耙子是最常用的掘地工具。水牛和牦牛已用为耕畜。这里土地肥沃，季风带来充足的雨量，农业已有剩余粮食可供居民和商人食用。农作物有小麦、大麦、蔬菜、瓜果、椰枣和棉花；畜牧业驯养的牲畜有牛、羊、猪、狗、象、骆驼等；手工业制陶和纺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陶器制造已会使用陶轮，陶器形式匀称多样，并常饰以几何图形和动植物花纹。棉纺织发掘物说明这里是世界最早的植棉区。珠宝业中象牙和宝石雕琢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在遗址中发现有石称锤、车、船以及许多次大陆以外的产品，具有印度河文明特点的图章也发现于西亚两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说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中不仅有本地商业往来，而且与西亚也有商贸联系。上述两城市考古发掘物证明，在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中，出现了早期商业活动并且有了商人，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发掘出来的大量带有图像和文字的印章看，说明印度河流域当时已有了字母，这种象形文字虽尚未译读，但很可能是前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使用的印欧语系文字。因此，可以认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当地土著居民创造的。第三，这一文化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文化。从遗址发掘物看，房屋主要用红砖砌成，但大小高低和设备差别很大，有楼房，也有简陋的工棚、平房和茅舍；印章中有描绘奴隶被奴隶主拷打的情景。由于古代印度当时的生产力低下，造窑烧砖、建筑楼房等必然要役使众多的奴隶和工匠，所以，这时的文化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文化。
    从反映雅利安人生产、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和生活情况的圣书《梨俱吠陀》上可以看到，雅利安人强调自己是“品质高贵的”优秀民族，而居住在城中的商人是贪婪吝啬者。在《梨俱吠陀》颂歌中，有很多地方把印度河流域黑皮肤的波尼商人说成是致富而不行祭祀的吝啬鬼。波尼人（Pani）是专门以经商为职业的。现代语bania（商人）来自梵文Vanij（商人），而Vanij这个字则来自pani（波尼）。梵文Vanij这个字两次出现在《梨俱吠陀》中，可见此时在雅利安人中已有商人和贸易活动，只不过不是普遍现象而已，而且，雅利安人的商贸活动是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那里学来的。商人同家庭、国家一样，不是人类社会初始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在文明时代“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②。
    在列国时代，随着一系列城市国家的产生，铁器的普遍应用，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和商品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手工业分工也日趋精细，于是给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产品，所有这些又为商人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如陶师、织工、木工等就有18种之多。内地和海外商业同时发展起来，当时作为商品的有纺织品、粮食、香料、香水、金银、珠宝、手工业产品和各种副食品。金、银、铜已作为各种货币进行流通，一些商业和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城市经济的活跃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从吠舍中间分化出来的奴隶主，也恃其财富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放债谋利已经成了富有吠舍的合法职业”③。到笈多王朝时，商业甚至也成了首陀罗的正规职业之一了。《摩奴法论》及《政事论》中鄙视商人的婆罗门正统观念也随之有所变化，商业已不再被认为是“恶魔的事业”。刹帝利征服者和吠舍商人都要求突破部落思想的藩篱，以谋求个自事业的发展。于是国王、官吏和商人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与婆罗门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思想斗争。国王中有的本人就是商人，如摩揭陀国王瓶沙王（Bimbisāva）、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从事贸易活动。东部印度的吠舍商人中有些是非雅利安人的摩揭陀人、毗提诃人，其中很多也因从事贸易而成了商人。当时计算财富的尺度，已不再是牲畜的头数，而是拥有金钱的数目或占田犁数的多少。
    商人和官吏都住在城里，共同构成“城里人”（Paura）。城中的商人大贾，因掌握金融大权而成为极其显要的人物。连最独裁的国王对他们也都另眼相待。他们甚至能自由出入宫廷、结交官府。国王有时要找商人咨询，商界也需朝中有人为自己办事。朝廷每逢大典，被盛情邀请者中就有商人。在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商人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商贸以城市为中心，已是一种经常性活动。与商业有关的一些名词术语，如赎卖、价格、商品、利润等等，都可以在该史诗中找到。十车王给罗摩灌顶时，邀请参加典礼的人中就有商人，可见此时商人的地位之高。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同时，雅利安人的内部分化也明显加剧，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早期吠陀时代萌芽的种姓制度，到此时，已发展成为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已成为古代印度社会中长期极富特色并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在吠陀时代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级最终形成。以后，新兴的土地所有者不断弃农经商，商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所占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正如7世纪义净赴印时，在《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夹注中写道：“西国时俗，皆以商人为贵，不重农夫，由其耕垦，多伤物命；又养蚕屠杀，深是苦因”④。比义净早几十年到印度去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2里明确指出：“三日吠奢（舍），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可见商人事业的活跃。